涉嫌命案的人也要遭受沉重的经济损失。除了书吏衙役们索取的数额巨大的陋规以外,衙役还竭力用别的手段榨取钱财。据报道,不仅凶手或嫌犯之家常被弄得倾家荡产,甚至居住在现场二三十里以内的富户都成了敲诈目标。如果这些人家不愿出钱,那么就会被诬告扯进该命案。[16
苻坚开了头,臣下竞相仿效。次年初,西燕尚书令高盖夜袭长安南城,部分冲进城内者为窦冲和李辩歼灭,八百余人均为秦军分而食之。不久,领军将军杨定一度击败慕容冲,俘虏鲜卑万余人,全部坑杀
这些权臣大都有擅自废立的历史,谢安没有搞废立,却搞了褚太后临朝称制。有些权臣前进一步便可登上皇帝宝座,但他们即使如野心勃勃的王敦和桓温也不敢轻易跨出这一步,而是期待禅位,名正言顺地即位。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民族矛盾。在民族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下,权臣们的功业若未到足以稳定民心的程度,舍弃晋室,另立新朝,必然人心尽失,导致军民的反对,统治集团内部亦将爆发难以收拾的祸乱。对他们来说,既然司马氏承认了共天下的局面,那么拥有晋室名号,推奉晋室正朔,就成了他们保全自身及家族利益的最佳选择
有人建议他西拒吕光,东守关隘,据地自保,他觉得太露骨,装作拒绝。有人建议他推出勇冠三军、富有才略、被流放在西海郡的苻洛为盟主,联合河州刺史毛兴、秦州刺史王统、南秦州刺史杨璧,合四州之力勤王,他装聋作哑。但这条建议却提醒了他,苻洛必是心腹大患,立刻密遣武士杀了苻洛
从晋廷来说,在建元二十年(384,东晋太元九年)发布谢安统筹北伐,进驻广陵(江苏扬州),并非真想北伐,不过是把谢安排挤出权力中心的措施。正因如此,谢安心灰意冷,身在广陵,放形山水,归隐田园的意念油然而生。统帅如此,晋军岂能全力推进。东晋权势人物也不愿北伐成功,形成北伐将领功高难制的局面。因此,刘牢之稍一受挫,鸣金收兵的命令就下来了。时隔不久,这次北进所得相继失陷,益州也为谯纵占有
[22]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捕役都与盗贼有勾结,也与窝赃分赃者有勾结,这几乎是常识。[23]捕役依靠盗贼作为供给途径,盗贼则依赖捕役获得保护。[24]
尽管个别士绅和个别地方官常常会发生利益冲突,但这种冲突从未严重到足以引起权力结构和既定社会政治秩序发生变化的程度。这种冲突应该解释为同一权力群体或社会阶级的内部的冲突,而不是两个不同群体或阶级间的冲突。因为士绅和官员同属于一个特权阶层,他们要相互依赖以维持现状。结果是,他们持续固守着永恒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得以在中国历史的漫长岁月中维持着自己的特权和权力
其次是唐朝中央皇权与宦官及宰相的矛盾。宦官虽然被皇帝扶植起来对付新兴军阀,但当他们的势力膨胀到有逼主之势时,又会与皇帝发生尖锐的冲突。例如,当李辅国提出“大家(代宗)弟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时,代宗便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除去李辅国。不久又重用鱼朝恩而流放程元振。当鱼朝恩认为“天下事有不由我乎”时,代宗马上利用宰相元载来剪除鱼朝恩。一旦元载专权作势,代宗又与外戚吴凑密计图之,终于在大历十二年诛之。其时离代宗死不过一年多时间。可见几乎终代宗之世,宫廷内部的权力争斗一直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