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政府的行政受一部行政法典支配。该法典非常详密，格外追求一致、合理、准确、服从和集权。但是，相反地，这些法规也带来了操作困难且效率低下的问题。首先，条文过于严苛、僵化，不允许州县官有个人判断或主动性。[2]其次，该法典没有为地方性差异留下变通余地，从而妨碍了州县官根据本地任何特殊情况调整行政方法

在实践中，正常税额和正式附加费只不过是花户税收负担的一部分，州县官还会征收更多的附加费。在漕粮征收过程中有更多的非法索取，远甚于地丁银征收过程，因为征收和转运粮食比收运银钱的确需要更多费用。正如冯桂芬所言，州县官要将征收到的粮食丝毫无损地上交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必要多收一个余额以弥补储运中的损耗。[9]这一余额的征收，最终是以额外附加费的形式强加在花户头上，被称作“漕费”（漕粮征收费用）。由于这种非常附加费直接产生于漕粮的管理方式，因而被官吏认为是无法省去的，是正当的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东晋成了民族和国家的象征，正朔所在，人民的希望。这是南方统治者赖以建立政权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驱使汉族人民支持其腐朽统治的有力武器，是苻坚梦寐以求却又难以得到的政治优势

在清代中国的普遍情形下，衙门培训和雇用一个行政管理专家群体，确实具有实际的意义——这使得缺乏经验的州县官能够在某种限度内，或多或少还算有效地操作着政府运行。显然，尽管事实上幕友会根据客观法则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却仍然受个人因素的制约。由于“幕友体制”（mu-yu system）强调州县官和幕友间的个人私谊，幕友更注重的往往是他们的东家（州县官）的考成及前程，而不是行政管理本身。其结果是，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按照朝廷规章和先例办事，使州县官不至于遭到惩处

人所熟知，封建社会中土地有强大的束缚力，农民安土重迁，非到生死抉择关头，是不会背井离乡、漂泊异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