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受过训练的杭州城民兵守军，担心破城时遭忠王部队屠杀，军心溃散，拼命劫掠左邻右舍的财物，然后窜逃。于是，不待城破，杭州城内即自乱阵脚，一片混乱。杭州府领导层也弃官而逃，其中有些人带着侍卫队洗劫城里最有钱的人家，然后逃命，致使城内群龙无首。李秀成的小股部队从城墙缺口打进城里时，城内居民正与本该保卫他们的打劫者在街头混战

(96) 让年轻的武术迷们来看庄稼,是顺理成章的事。于是,习武者的武艺在他们自己的村社里有了用场,他们就不再到集市闹事或拦路抢劫。这些练武术的年轻人虽然当不成游侠,却可能成为村里的英雄

两个战场对手首次照面，没有遗憾之情，没有惺惺相惜。对战败的李秀成来说，那绝不是和解的前奏，绝不是退出江湖、安度晚年的先声。这场战争不是以投降，而是以消灭画下句点。曾国藩将在接下来几个晚上花许多时间修改他对手的五万字供状，删除对湘军不利的段落，叫人誊抄全文，用线装订成书，上呈清廷，然后恣尔下令处死李秀成——尽管他知道清廷会命他将这名叛军将领活着押送北京

这些活动把农民从单调乏味的农活中解脱出来,因而受到农民的欢迎。邻村的亲戚们可以趁此团聚。人们搭起货棚卖吃的喝的,还进行赌博。人群和演戏造成一种欢快和谐的气氛。从戏剧和庙会中表现出来的村社认同也极其重要。同样重要的是,神灵不仅是观众的一部分,而且许多从历史神话小说中演化而来的戏剧人物也变成民间神祇

然而,恰恰是洪秀全的宗教启示所具有的积极感召力最引人注目,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争斗分裂下的广西社会的缩影。到19世纪40年代末,客家人与本地人之间的冲突已经达到一种实际上处于内战的状态。村与村斗,族与族斗。在争斗中,人口较少、居住分散和生活贫困的客家人大大处于劣势。洪对这种争斗所造成的痛苦显然非常敏感,他直接提出这一问题,抨击狭隘的地方主义:“甚至同省府县,以此乡此里此姓而憎彼乡彼里彼姓、以彼乡彼里彼姓而憎此乡此里此姓者有之。世道人心至此,安得不相陵相夺相斗相杀而沦胥以亡乎?”(

(86) 外国人对甘军的抗议理所当然地使许多中国人相信,保卫北京恰恰需要甘军这类人

当时，夺人性命的不只如雨般落下的炮弹和弹丸、爆炸或短柄小斧与长矛；不只传染病和屠杀，或自杀；不只战区里令人苦不堪言的饥荒。在战区，衣着褴褛的幸存农民努力填饱肚子，向声称管辖他们的机构缴税。无处可逃

当初，宁波的清军主帅一开始未能利用乐德克的援助时，何伯曾沮丧地写道，由于“清朝官员的懦弱跟无能”，他和他们根本合作不起来。而一如何伯下的这句评论，阿思本和戈登两人在中国的有志难伸，证实了卜鲁斯的乐观盘算——英国可用清朝作为代理人，恢复中国境内的秩序和商业，或至少英国可在无损自己颜面下做到此事——根本是一厢情愿。有人更甚至推断，如果英国真希望中国安定，此后就得自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