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套把戏，自秦朝以后体制下，都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海瑞这些人讲了很多高尚的话，听听也就罢了，如果真的那样做，结局就会很糟。因为韩非已经说了，像这样的人都是“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 《韩非子》大家不可不看，这本书写得非常精彩。看了这本书，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体制何以能够持续两千多年。如果只是看儒家的书，固然很好，似乎是中国社会的治理基础，但是如果只看这些书，恐怕很难理解秦制

我一向认为，中华文明数千年，最深刻的变化就是走进帝制的“周秦之变”和走出帝制的“三千年未有之变”

有人说这是“以论带史”，有人嘲曰“以论代史”。其实这并不是“论”多了，而恰恰是“论”极其贫乏的表现。史学不是神学，也不是经学。离开经典作家，你就不会思考了？

法家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个性解放观念，法家并不是不承认父权。相反，法家对父权的强调，只要不违背君权，其实比儒家还要极端，更强调君权、父权的单向性，所谓“三纲”就是法家的发明。 大家知道后来讲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董仲舒以前的儒家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反而是法家最早说过类似的话。《韩非子》中有这样一句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这“三顺”就是三纲理论最早的出处，因此可以说董仲舒的三纲说法，实际是来自法家的。这与古儒强调权责对应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儒家讲的父子关系，当然是双向的，就是“父父子子”，“父不父则子不子”。当时的儒家并没有所谓“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种观念，反倒是法家提出了这种观念。但是法家并非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皇帝，所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才是真的；而“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则必须得到皇帝批准，而皇帝为了自己的统治，甚至可以鼓励“子要父亡”的“告亲”之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观念真正的含义，要在这种观念和其他观念的冲突中把握。如果不考虑冲突，只看他正面讲什么话，老实说世界上各种观念的差别，我们都看不出来。我前面讲过所有的观念，都是用“好话”来表述的，都是用语言分析哲学中讲的“good words”来表述的，而从来不用“bad words”来表述，思想家从来都是提倡仁义道德，主张人要变好，主张这个社会要进步，主张高尚；很少有人主张我就是要杀人放火、尔虞我诈、坑蒙拐骗，没有公开这么讲的。但这些“好词”只是语言哲学所谓的“能指”，它的实际意义（“所指”）究竟是什么并不确定，这就是所谓的任意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