苻洪的死对头冉闵在石虎死后扶摇直上，位居辅政，拥有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录尚书事等头衔，手操生杀大权，早晚要拿苻洪开刀。既然如此，苻洪岂能不反

说着说着，心情轻松了，她抬起湿润的眼睛看了看岛村。他从叶子身上感受着奇妙的魅力，不知为何，反而对驹子越发燃起了爱的烈焰。同一位不明底里的少女私奔般地跑回东京，这也许是向驹子最激烈的赔礼方式吧？也是一种变相的刑罚

太平内战当时，有些英国人——在上海、在英国国会和在报纸上——极力主张，外国出兵介入中国内战以恢复中国秩序，长远来看对中国不是件好事，反倒会使中国人继续受老早就不再强盛与清明的腐败政权压迫。而伊藤博文在清廷攻下南京四十多年后的一番后见之明，有助于证明那些英国人的确有先见之明。他回顾太平天国战争后清朝的统治岁月，断言“自那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

从整个中国历史上看，用监军制度来控制将帅和军队，并不算很高明的方略；无乃说是不足取的措施。但从唐代的实际情况看，监军制度却在压抑方镇割据中有显著作用。唐廷之所以能够长期成功地控制着绝大多数藩镇，尤其是南方藩镇，监军网的设置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当然，在这些被控制的方镇中，由于监军干政，藩帅大权旁落，削弱了它们的力量。因而当它们被唐廷调往讨伐骄藩叛乱时，往往在战争中导致“官军”失利。这是宦官监军的主要弊病。不过，由于监军对中央皇权的寄生性特点，却保证了这些方镇一般地并不叛离中央

因而军费开支必然成为藩镇的沉重负担。又由于藩镇的财政基础依赖于赋税收入，因而其经济负担只能通过横征暴敛转给管内居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骄藩的统治与唐朝中央统治并无二致。但是，一般地说，割据藩镇的诛敛比唐廷要严酷得多，因而尽管大土地所有者可以不被中央政府“染指”，却决不可能完全悠游于藩镇苛敛诛求之外，独吞佃农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在他们看来，赋税是上供朝廷，还是截留藩镇，并没有经济上的实际区别。同样是与封建政府共同压迫剥削农民，并以交纳一定赋税的形式与之共同瓜分农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在骄藩控制下，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战乱的殃及，并不比在中央集权统治下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好处。因此，大土地所有者对藩镇割据事件抱着不支持不合作的消极态度，乃是他们本身的客观经济利益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