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的“重农抑商”恰恰相反，“重农”就是要管制农业，农民只能种地，不让农民经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重农”就是重视农民利益，就一定对农民有好处。民众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叫“一管就死”“管一行死一行”。我国历史中经常有一种现象，就是朝廷不“重农”，农民的日子相对来讲还比较好过，朝廷越重农，农民越倒霉。因为朝廷越重农，就把农民管得越死，就会整天折腾农民，指定必须种什么、不能种什么、如何种田，把种田人搞得非常狼狈

显然在太史公看来，孔子的伟大不在于他创作了什么，而在于他在“周室衰”“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的时代，逆历史潮流而动，挽狂澜于既倒，对抗“王路废而邪道兴”的现实，为恢复周制进行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不懈抗争。而这是周公没有做的，孔子也就因此成为了对抗“周秦之变”的那个群体，即“儒家”的创始人

因为道家这一套学说提倡的就是“顺其自然”，以逍遥的态度对待世事。用庄子的话来讲叫作“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也就是说我不太较真，不要太管那些是非曲直。我可以随遇而安，把一切矛盾化解为虚无，化解在庄生梦蝶、蝶梦庄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难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态度之中。庄子做了一个梦，梦见蝴蝶，然后他就想，哎呀，这到底是我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我？最后的结论是这两者虽然有分别，但可以互相转化，因此我和蝴蝶也差不多。如果思想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那的确是把什么都混淆和虚无化了。这个世界存在贪官污吏、独裁腐败等等，这都没啥问题，和理想世界的差别也不太大，看透了都一样。 有了这种游戏人生的心态，人们就可以在“儒表”与“法里”的巨大反差之间游刃有余，表现得漫不经心，以无所谓、何必争长论短的态度，适应说一套做一套的生存方式。在其他文化中，这样大的人格分裂或双重人格恐怕要造成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甚或造成因幻灭而自杀的社会病，但在中国有了老庄这种犬儒哲学作为“儒表”与“法里”之间的润滑剂，人们就会心安理得许多，而且显得虚无超脱。 后来的一些犬儒都认为，道家的这种态度是对法家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就讲过，统治者越专制，老百姓越犬儒，“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道家思想推广的利弊方的导向一望而知

所有人都成了皇帝的奴才，奴才有时甚至成了一种资格。比如像清朝，在现存清宫档案中有大植的奏折，谁能够对皇帝自称“奴才”，这是要有规定的。一般的汉族大臣向皇帝上奏，只能说“臣某某”，比如林则徐，他就要说“臣林则徐启奏皇帝陛下”，只有满族亲贵琦善、穆彰阿这些人，他们给皇帝上奏才可以说“奴才琦善启奏皇帝陛下”，“奴才穆彰阿启奏皇帝陛下”，敢称“家奴”者一定是满人而且是关系很亲密的人，不是谁想当奴才都可以当上的

在儒家看来，天子不是把天下给自己一家继承，而是层层分封下去，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大夫封给诸士……一直到庶人都各有份地，使“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每个人都不是只顾自己，而是替自己周围的人、替自己所在的小共同体，包括小共同体的主人着想，我孝敬爹，忠于直接的主人，主人又忠于他的主人，直到陪臣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天子，反过来每一级主人又都保护自己的附庸。那就是“天下为公”了。 但是在法家看来，每个人不为皇帝着想那就是“私”，哪怕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舍已为人，只要为的不是皇上，那也是私，其至可能是更加危险的私，即所谓“亲亲则别，爱私则险”。只有每个人都为皇上坑亲杀熟，不仅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皇上，还要把别人的一切也抢过来献给皇上，那才是为公，即所谓“公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