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象的共同体》中主张说，作为大众商品的小说的历史性问世，与民族（nation-ness）的兴起密切相连。民族和小说二者都是为同时性所化育，同时性则因源于时钟的、人为的“同质、空洞的时间”而成为可能；然后，它们又由“社会”所构成，后者被理解成一个有界的、处于历史之内的实体。这一切给人类开启了道路，可以想象跨代的、明确划界的大共同体，组成共同体的是绝大多数彼此素昧平生的人们；还可以推定这些共同体在向着无尽的未来不停滑行。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新颖性，就在于它能够共时地表征这一有界的、位于历史之内走向未来的社会。（民族史学将以历时性叙述补充这种共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