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人们的主观来分析，即便是在当时最有知识、深悉“夷夏”大义的儒生官吏之中，虽不乏左宗棠之类的忧国之士，【159】但绝大多数却如圆明园南挂甲屯中那位词臣曾国藩，孤灯研习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不问世事。而占中国人口之绝大多数的农民，整日为生计所困，眼界狭隘于几亩地、几间房、娶妻生子，此外的一切对他们显得如同天际般的遥远。他们终生未出所居住的乡村周围数十里的范围，甚至从未进入县城，对广州、厦门、定海的战事，又何来心思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