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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多人对于福利政策也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他们的表述都不会这么难听，不能说这些穷人穷死活该，国家没责任。他们往往会说其实济贫用别的办法更好，比如发展民间公益组织或曰“第三部门”，会比国家救济更有效率。比如说福利可以少一些，自由应该多一些，这样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比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他们搞职业培训，会比救济帮助更大，等等。 只有韩非、桑弘羊们，敢于赤裸裸地讲，穷人不是懒汉就是醉鬼，他们穷死活该，救济他们就是养懒汉。桑弘羊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几乎完全重复了韩非的话。他在盐铁会议中就明确讲：你穷，说明什么？说明你懒。为什么要救济你？但是不救济又如何？西方“右派”会说，不给福利，应该给自由，鼓励他们自谋生计。但是法家却说：福利不给，自由更不能给，让他们四处流浪会有碍观瞻，给强国抹黑。所以国家应该强制收容，把他们抓去劳改，强迫劳动服苦役，这就是“愈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毛泽东曾大加称赞这种“孥贫怠以绝消耗”的“大政策”

老子那个时代，还可以说你们何必那么积极进取，变化那么快干吗？现在小国寡民不是很好吗？他讲的“无为”其实是针对秦制。然而到了庄周时代，已经没有小国寡民了，恰恰相反，那时“霸道”已经成了一个基本的现实，强者为王，弱者为食，弱肉强食的秩序横行。这时候庄周和事老般地说，算了吧，算了吧，其实我们不必去争什么，这样顺着走，就挺不错。这时候他讲的“无为”，其实背后已经没有了西周式小国寡民的理念，顺其自然已经日益变成顺从秦制，变成不讲是非的犬儒主义

While there is no political body in Mexico restricting Carlos Slim’s monopoly, the Sherman and Clayton Acts have been used repeatedly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past century to restrict trusts, monopolies, and cartels, and to ensure that markets remain inclusive.

所谓的酷吏、所谓的法吏，不是以伦理为中心的，不是道德挂帅的，但必须强调，他们的治理不是以法律为准绳，也不是提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所谓酷吏，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中心主义的法家政治观，强调的是对权力的垄断。这种对权力的垄断与强调道德其实都属于人治，但是酷吏对法治的破坏作用——确切地说是对建设法治的阻碍作用，应该说要比伦理型的儒家人治更甚一筹

without a centralized state to provide order and enforce rules and property rights, inclusive institutions could not emerge.

但中国的“重农抑商”恰恰相反，“重农”就是要管制农业，农民只能种地，不让农民经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重农”就是重视农民利益，就一定对农民有好处。民众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叫“一管就死”“管一行死一行”。我国历史中经常有一种现象，就是朝廷不“重农”，农民的日子相对来讲还比较好过，朝廷越重农，农民越倒霉。因为朝廷越重农，就把农民管得越死，就会整天折腾农民，指定必须种什么、不能种什么、如何种田，把种田人搞得非常狼狈

老百姓吃饱了饭没事儿干，他们就会游手好闲，就会东逛西逛，免不得还要想入非非，会接受一些不好的影响，就像《韩非子·六反》中说的：“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治懦则肆于为非。”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洗，财富都在国库里，当然国家要保证他们不饿死，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只看到眼前这点利益而拼命地干活，不知其他，这种状态最好

大家应该明白，秦制绝不是代议制——什么出身的人当了官就会照顾其所出身的那个群体，这是荒唐的想法。秦汉时代用钱穆先生的说法是“布衣卿相”，但绝不是代表布衣的卿相，而是代表皇上整治布衣的卿相。桑弘羊可以说是“重商主义”者，他本人也是商人出身，但他绝不是商人的代表，他只是皇权的代表。桑弘羊在中国历史上是以比较重视工商业闻名的，那时很多思想家都认为工商业不重要，农业才重要，农业是本，工商是末，他们提倡“崇本抑末”。桑弘羊则不然，他认为工商业非常重要，因为其利润丰厚，但是这个利润必须由国家垄断，决不能搞自由竞争，这怎么会有利于商人呢？ 桑弘羊讲国家要垄断工商利益，尤其是盐铁之利，为的是什么呢？是为了集中资源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吗？是为了搞公费医疗或者义务教育吗？当然不是。把工商利益垄断起来就是为了朝廷，为了皇帝的利益。因此，桑弘羊本人和韩非一样，既反对自由放任，更反对福利国家。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史上，他们恐怕是国家福利政策最激烈、最直言不讳的抨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