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ppingKK

在法家看来，如果能够垄断组织资源，摧毁民间的认同，使得大家都六亲不认，只认皇上；同时利用人性弱点，玩弄所谓的厚黑学，威胁利诱、借力打力、挑动互斗、分化瓦解潜在的反对者，那么就可以在连老婆孩子都不可信的情况下，仍能够维持自己的统治，这才叫作高明，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我们看看商鞅和韩非的言论就会知道，他们认为伟大的君主是连老婆孩子都不能相信的，遑论他人，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法、术、势。依靠法、术、势，君主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把天下坐得稳稳当当。尔等蕞尔小民反对我并不要紧，只要你们不抱团，“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

9年农村生活使我有了种田人的感情，但这并未让我感到毛泽东所谓的城里人接受农民“再教育”“很有必要”，更没让我相信（同样是毛讲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它只是让我感到城里人与农民同样不自由，同样是“共同体的附属物”。如果说两者有什么不同，那只是城里人比乡下人更多地受到共同体的保护（“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只是乡下人，而我们这些城里人当时的“上山下乡”虽被视为一种不幸，但仍因享受所谓“知青待遇”而受到老乡们的羡慕），同时也更多地受到共同体的束缚（从政治控制到“单位”的约束，包括我们这种身不由己的“插队”）。因此到了摆脱共同体的改革时代，乡下人也就更易于挣脱束缚，更少付出失去“保护”的代价。但归根结底，改革对我们的城乡社会都是一种重构，城乡的人们都要在改革中完成从peasants到citizen，即从依附性的共同体成员到有个性的自由人的过程

In fact, the black workers were purposefully kept unskilled and were barred from high-skill occupations so that skilled white workers would not face competition and could enjoy high wages. In South Africa black Africans were indeed “trapped” in the traditional economy, in the Homelands.

自从日本和中国打仗了以后，“军国主义”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经常讲日本军国主义者如何如何。可是在晚清后，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军国主义，是一个褒义词。当时有识之士尤其是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看到一些中国应该学习的方面，这些人往往张口闭口都把军国社会当作他们追求的目标。“军国社会是我们的未来”，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后来日本人打我们了，当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此之前“军国社会”是中国人羡慕的

我们“批林批孔”的时候，天天在谈“克己复礼”是指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直纳闷资本主义和孔子怎么能扯上关系？为什么要把两千年前的人物拉出来做垫背？报纸上一堆生僻字的“引述”搞得我们知青给农民读报磕磕巴巴，壮族老乡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The essence of 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 this particular facet of the vicious circle, is that new leaders overthrowing old ones with promises of radical change bring nothing but more of the same.

“除桀诛纣”、恢复三代仁政成为新的理想，这个时候道家消解理想的犬儒主义则成为维护秦制的一种因素，而且在秦亡以后法家名声不佳的情况下，它一度成了“汉承秦制”主要的思想资源。因此，我们不要认为黄老之治只与所谓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有关，更重要的是，当时汉朝统治者有的事情是能说不能做，有的事情是能做不能说，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协调，他们更多愿意讲道家，以此为自己政策的理论依据

强国弱民”不仅是秦的事实，而且是统治者明确的追求。在世界各种学问中，大概商鞅、韩非之学，是最赤裸裸地提出国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是绝然对立的。也就是说，国要强大，老百姓就得趴下，国家的利益里是没有强民、富民这一项的。 《商君书》专门有一章叫《弱民》，其中就提到“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就是说，国家要强大，老百姓就得趴下；老百姓如果站起来了，国家就完蛋了，因此国家强大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要把老百姓彻底踩在脚下。而且商鞅说，一个国家要战胜敌国，首先要做的就是战胜自己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