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ppingKK

深信人性恶的法家，其实心底里并不相信什么大义，他们实际上是用现实利害促使人们趋炎附势。法家提倡告亲、禁止容隐，其实都是用利益来引诱的，“大义”只不过说说而已。讲得简单一点，倘若你检举父亲，我会给你好处；如果你和父亲在一起对我不利，我会给你严重的惩罚。法家鼓吹的大义灭亲，如果落实下来，其实就是“大利灭亲”，他们相信以利益诱惑加刑罚威胁，无事不成。为了图赏，人可以出卖父亲，出卖亲人，出卖朋友，出卖老师，等等。总而言之，为了高官厚禄，可以不顾一切，所有的情感都可以用利益做交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但是在法家看来，每个人不为皇帝着想那就是“私”，哪怕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舍已为人，只要为的不是皇上，那也是私，其至可能是更加危险的私，即所谓“亲亲则别，爱私则险”。只有每个人都为皇上坑亲杀熟，不仅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皇上，还要把别人的一切也抢过来献给皇上，那才是为公，即所谓“公战”

所谓的酷吏、所谓的法吏，不是以伦理为中心的，不是道德挂帅的，但必须强调，他们的治理不是以法律为准绳，也不是提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所谓酷吏，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中心主义的法家政治观，强调的是对权力的垄断。这种对权力的垄断与强调道德其实都属于人治，但是酷吏对法治的破坏作用——确切地说是对建设法治的阻碍作用，应该说要比伦理型的儒家人治更甚一筹

总而言之，要“富国强兵”，就必须使老百姓停留在辱、弱、贫、愚之中，如同好操纵的“提线木偶”。这样一种制度，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当然会使这个国家的武力变得很强大

所以理解儒家“从周”的真意如何，一定要看他们与别人的辩论，看其他人是怎么骂儒家的，儒家又是怎么骂其他人的，这样才能知道各方真正的“所指”。从这方面看，儒家如此激烈的“辟杨墨”和后来法家如此激烈的“焚书坑儒”，委实是真正理解先秦儒家的关键

不光是史学，任何一种实证研究，即既非文艺创作也非单纯的价值弘扬，而是一种以事实判断和逻辑推断为基础、讲究知识增量的研究，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都是论据和论证的结合。尤据而论，固然是不着边际的空言，有据无论，也会变成不知所云的废话。有人说“史料就是史学”、“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我是不同意这些说法的。史料不等于史学，就像数据不等于数学、实验室不等于科学家一样。但要强调的是：论证是一种自己的合乎逻辑的思维，它不等于引述理论

我们不要以今推古，想当然地认为不搞“右派”的自由放任，就是“左派”的福利国家。桑弘羊和商鞅、韩非一样，自由、福利都不给，他们是反对济贫，而支持惩贫的。桑弘羊是强国主义者，但是这个强国家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为皇帝服务的

老百姓吃饱了饭没事儿干，他们就会游手好闲，就会东逛西逛，免不得还要想入非非，会接受一些不好的影响，就像《韩非子·六反》中说的：“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治懦则肆于为非。”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洗，财富都在国库里，当然国家要保证他们不饿死，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只看到眼前这点利益而拼命地干活，不知其他，这种状态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