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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成了皇帝的奴才，奴才有时甚至成了一种资格。比如像清朝，在现存清宫档案中有大植的奏折，谁能够对皇帝自称“奴才”，这是要有规定的。一般的汉族大臣向皇帝上奏，只能说“臣某某”，比如林则徐，他就要说“臣林则徐启奏皇帝陛下”，只有满族亲贵琦善、穆彰阿这些人，他们给皇帝上奏才可以说“奴才琦善启奏皇帝陛下”，“奴才穆彰阿启奏皇帝陛下”，敢称“家奴”者一定是满人而且是关系很亲密的人，不是谁想当奴才都可以当上的

因为道家这一套学说提倡的就是“顺其自然”，以逍遥的态度对待世事。用庄子的话来讲叫作“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也就是说我不太较真，不要太管那些是非曲直。我可以随遇而安，把一切矛盾化解为虚无，化解在庄生梦蝶、蝶梦庄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难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态度之中。庄子做了一个梦，梦见蝴蝶，然后他就想，哎呀，这到底是我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我？最后的结论是这两者虽然有分别，但可以互相转化，因此我和蝴蝶也差不多。如果思想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那的确是把什么都混淆和虚无化了。这个世界存在贪官污吏、独裁腐败等等，这都没啥问题，和理想世界的差别也不太大，看透了都一样

辩护者总是说：“变法”是进步的，“守法”是保守的。但是，“法治”的本来意义不就是程序至上吗？如果为了“进步”就可以乱来，那和为了“纲常”、为了“革命”就可以乱来，有什么不同？

然而无论出身如何卑贱，宦官一旦被皇帝宠信，权倾一时，就常常会忘乎所以，做出一些糟糕透顶的事。对此，当然不能用“阶级分析”说事：因为他们是穷苦出身，就会为穷人维权。宦官如此，朝官亦然，程度不同而已。“布衣卿相”绝不是“代表布衣的卿相”。从常识判断，皇权爪牙对无缘皇宠的百姓（“布衣卿相”对一般的“布衣”），比贵族对自己的附庸更无情，这不说是规律，也应是大概率现象

而吏就是国家雇员。国家想雇谁就雇谁，“不拘一格选人才”，没有多少界限。雇来干什么？受雇者就是为了给政府办事，不是为了别的，因此也不会考虑德望、人缘、口碑这一类的“虚假道德”。而且当时一般人们认为，对吏的要求就是“公事公办”。所谓“公事公办”，就是严格按照政府的要求办，并不包含公平、公正这一类意思。上面让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吏需要对规章制度很熟悉，对法律、对公文要背得很熟，可以不管道德、信仰这些东西

所谓的酷吏、所谓的法吏，不是以伦理为中心的，不是道德挂帅的，但必须强调，他们的治理不是以法律为准绳，也不是提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所谓酷吏，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中心主义的法家政治观，强调的是对权力的垄断。这种对权力的垄断与强调道德其实都属于人治，但是酷吏对法治的破坏作用——确切地说是对建设法治的阻碍作用，应该说要比伦理型的儒家人治更甚一筹

后来的朝廷以秦制冒充周制，以考试冒称“举荐”，以省试冒充“乡举”，以“英雄”替换“孝廉”，以智力测试取代道德风评，把古语“选举”的内涵从“乡举里选”偷换成“科举”，他们一直觉得是挂羊头卖狗肉。直到近代，看了西方的“推举之法”，不少士大夫马上想到：这才是古儒所讲的“乡举甲选”呀。所以很自然地，人们就把“选举”一词用来指称election（投票选举），而不再用来指称科举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