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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法家制度虽然成功使得秦国崛起，并且成为天下最强的大国，可是秦国大国崛起后，真是使秦国人民站起来，再也不能坐下了，他们必须不停地干活。国家的强大是需要和国民的尊严并存的，而且我们可以讲，在现代应该既追求国民的尊严，也追求国家的强大

因为道家这一套学说提倡的就是“顺其自然”，以逍遥的态度对待世事。用庄子的话来讲叫作“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也就是说我不太较真，不要太管那些是非曲直。我可以随遇而安，把一切矛盾化解为虚无，化解在庄生梦蝶、蝶梦庄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难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态度之中。庄子做了一个梦，梦见蝴蝶，然后他就想，哎呀，这到底是我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我？最后的结论是这两者虽然有分别，但可以互相转化，因此我和蝴蝶也差不多。如果思想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那的确是把什么都混淆和虚无化了。这个世界存在贪官污吏、独裁腐败等等，这都没啥问题，和理想世界的差别也不太大，看透了都一样。 有了这种游戏人生的心态，人们就可以在“儒表”与“法里”的巨大反差之间游刃有余，表现得漫不经心，以无所谓、何必争长论短的态度，适应说一套做一套的生存方式。在其他文化中，这样大的人格分裂或双重人格恐怕要造成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甚或造成因幻灭而自杀的社会病，但在中国有了老庄这种犬儒哲学作为“儒表”与“法里”之间的润滑剂，人们就会心安理得许多，而且显得虚无超脱。 后来的一些犬儒都认为，道家的这种态度是对法家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就讲过，统治者越专制，老百姓越犬儒，“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道家思想推广的利弊方的导向一望而知

法家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个性解放观念，法家并不是不承认父权。相反，法家对父权的强调，只要不违背君权，其实比儒家还要极端，更强调君权、父权的单向性，所谓“三纲”就是法家的发明。 大家知道后来讲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董仲舒以前的儒家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反而是法家最早说过类似的话。《韩非子》中有这样一句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这“三顺”就是三纲理论最早的出处，因此可以说董仲舒的三纲说法，实际是来自法家的。这与古儒强调权责对应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儒家讲的父子关系，当然是双向的，就是“父父子子”，“父不父则子不子”

Along with this new locu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the new responsiveness after 1688, parliamentarians started making a series of key changes in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 policy that would ultimately pave the way fo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roperty rights eroded under the Stuarts were strengthened. Parliament began a process of reform in economic institutions to promote manufacturing, rather than taxing and impeding it.

因为道家这一套学说提倡的就是“顺其自然”，以逍遥的态度对待世事。用庄子的话来讲叫作“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也就是说我不太较真，不要太管那些是非曲直。我可以随遇而安，把一切矛盾化解为虚无，化解在庄生梦蝶、蝶梦庄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难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态度之中。庄子做了一个梦，梦见蝴蝶，然后他就想，哎呀，这到底是我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我？最后的结论是这两者虽然有分别，但可以互相转化，因此我和蝴蝶也差不多。如果思想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那的确是把什么都混淆和虚无化了。这个世界存在贪官污吏、独裁腐败等等，这都没啥问题，和理想世界的差别也不太大，看透了都一样。 有了这种游戏人生的心态，人们就可以在“儒表”与“法里”的巨大反差之间游刃有余，表现得漫不经心，以无所谓、何必争长论短的态度，适应说一套做一套的生存方式。在其他文化中，这样大的人格分裂或双重人格恐怕要造成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甚或造成因幻灭而自杀的社会病，但在中国有了老庄这种犬儒哲学作为“儒表”与“法里”之间的润滑剂，人们就会心安理得许多，而且显得虚无超脱

从现代观念视之，如果以“一毛”喻个人之权利，则在“群己权界”之己权内，他人及公共权力不得以某种理由，包括“利天下”之理由辄行剥夺。至于我行使己权，自愿为天下利，则“拔一毛”固无足论，即抛头颅、洒热血，其权在我，“我自横刀向天笑”，何其壮哉！ 但若权不在我，则奴隶矣。若公共权力及以公权代表自命的统治者今得以“利天下”为由拔我一毛，明日自可按同样逻辑，以“利天下”为由而折我一臂，又明日当可取我之头，乃至取类我者任一人之头，以此类推，直至号称为51%之“多数之利”，就可以屠戮49%之“少数”。天下之事，尚可言乎！而所谓利天下者，亦不过为“天下之主”者自利之借口耳。诚如明儒黄宗羲抨击法家帝王时云：“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此乃“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是以自由及个人权利之为现代性张本，良有以也

倘若错杀了很多人，办了很多冤假错案，招致很多不满，上峰会暂时让你回避一下风头，等这个风口过去，上面还是会用你的。但是如果你心慈手软或者比较较真地秉公执法，在上面人看来你就不再是一个好的工具，下场很可能还不如贪官污吏。因此就产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而吏就是国家雇员。国家想雇谁就雇谁，“不拘一格选人才”，没有多少界限。雇来干什么？受雇者就是为了给政府办事，不是为了别的，因此也不会考虑德望、人缘、口碑这一类的“虚假道德”。而且当时一般人们认为，对吏的要求就是“公事公办”。所谓“公事公办”，就是严格按照政府的要求办，并不包含公平、公正这一类意思。上面让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吏需要对规章制度很熟悉，对法律、对公文要背得很熟，可以不管道德、信仰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