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看，强势的帝王往往难以抵挡这种快速提高财政收入的诱惑。汉武帝明知道发行注水大额货币的后果极其严重，而且越到后来边际效益越小、效果越差，但仍然一次又一次换着花样发行各种不同的货

多年后，鱼朝恩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而郭子仪和李光弼两人都作为正面人物被载入史册。于是这个当时负责仲裁的太监便在史书中取代郭子仪成了这次战术分歧中李光弼的反对

题是，《幸普安郡制》颁布后，地方军头早就有了实际征税的权力，皇帝的这种做法就是赤裸裸地从地方实力派手里抢钱。朝廷在这方面的态度也很坚决，要是地方军政长官为了这几个钱不惜翻脸，反正有的是人想要这个位置，大家刀剑见真章。正因为如此，我们会发现这一阶段唐帝国境内远离与“大燕国”对抗前线的地区突然冒出了一堆叛乱者，归根到底还是这几个钱怎么分的问题导致的

元二年（759）之后，唐帝国恢复了“租”和“庸”的征收，各地的叛乱就明显多了起来，从湖北的康楚元、江南的刘展，到长安附近的宗室岐王李珍，可谓遍地烽烟。朔方军和安西（后来改名镇西）、北庭行营部队，在收复两京的战役中起了关键作用，但是后来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去查账时，同样发生了兵变，朝廷派出的长官都死于非命。这么多叛乱和兵变，发起的理由自然是五花八门，但归根到底基本离不开一个原因：

定的忠臣和能臣不大加宣传、不树典型的话，又能到哪儿去找更好的典型呢？但是两代皇帝忙于内斗，各地军头们选边站队，坐视张巡牺牲，其中原委又难以直说，只好通过夸大燕军的数量、拔高睢阳城的重要性等方式，把一次真实的英勇抵抗描绘成了神话故事：张巡为了保卫唐王朝的大东南，义无反顾带领几千士兵，以钢铁般的意志与几十万敌人奋勇抗争，屡屡大败敌方。张巡的表现不是凡人所能及，他就是神！朝廷既然以无比敬仰的语气称颂这样的神人，自然也就不会苛责贺兰进明、许叔冀这样同样忠于唐廷的普通人了

但张巡得不到援救，除了睢阳优先级不够高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张巡在政治上是一个单纯的人，对于当时太上皇李隆基和唐肃宗李亨在河南地区的激烈争斗完全置身事外，只是埋头抗敌，却没有对任何一方表忠心。恰恰是这种政治上的单纯，让张巡付出了代价

再凶悍的突厥、同罗骑兵，本质上都不过是回纥的手下败将。回纥精锐骑兵一旦出现在战场上，单纯在心理上对燕军的塞北骑兵就能产生足够的压迫性

过诗篇，我们自然可以想象到，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了在一个强大政权的统治下平静的生活。有些人平时也许积累过很多怨气，有些失意者甚至会暗中动过要反抗朝廷的念头。但是当战乱真的来临，大部分人平静富足的生活被打破，那些来自基层，尤其是来自被占领区基层的官吏、百姓和地方实权人物，亲历了切身利益遭受巨大的损失，不可避免地对叛军充满了厌恶，对唐廷的认同感会越来越强。安禄山和“大燕国”的上层自然知道，要想有政治号召力，就必须把经济搞好，让控制区的百姓安居乐

归根到底，李归仁只是一名优秀的骑兵将领，他依靠强悍的部众在战场上所向无敌，却并非卓越的战场指挥官。他缺乏独当一面的统帅能力和清晰的战略头脑，在三原之战和之后他独立指挥的其他战役中，均因相似原因遭到惨败。正因为如此，李归仁、阿史那从礼之类有着大量直属部队，从安禄山起兵时就堪称燕军阵营“大股东”的贵族，最终都沦为普通将领，反而是史思明这样军政能力一流的枭雄，最终得以凭借乱世崛起

东”的贵族，最终都沦为普通将领，反而是史思明这样军政能力一流的枭雄，最终得以凭借乱世崛起。 三原之战后，朔方军主力

许正是看到了杨国忠的下场，李泌最终选择明哲保身。不久，随着唐军逐渐取得了平叛的优势，李泌再度急流勇退，归隐山

次草草结束的战役在唐帝国的战报和后期传抄战报的史书宣传下，被严重夸大，最终成了“不到1万民兵几乎全歼10万围城燕军精锐”的神话，把千钧一发的激烈战事叙述为李光弼以绝对劣势兵力轻松碾压史思明，这反而掩盖了李光弼临阵决断的大将之风，以及张奉璋、慕容溢两位将领初战失利，后继神勇，一举摧毁燕军攻城器械队伍的惊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