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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错杀了很多人，办了很多冤假错案，招致很多不满，上峰会暂时让你回避一下风头，等这个风口过去，上面还是会用你的。但是如果你心慈手软或者比较较真地秉公执法，在上面人看来你就不再是一个好的工具，下场很可能还不如贪官污吏。因此就产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上面问，你们河南有什么困难吗？他绝对会讲我们没困难，其他地方有困难，我们愿意支援，我们是顾全大局的，我们是为皇帝分忧解难的。结果河南年年钱粮都超额，可是河南的老百姓就惨了。河南在田文镜执政时期多次发生大饥荒，但是田文镜很大公无私，从来不上报，不要国家照顾，并放出豪言：我们的困难我们自己克服。当然不是田文镜本人克服了，而是让河南的老百姓克服。冒歉为丰，匿灾不报，报喜不报忧，在大灾之年田文镜仍然苛征钱粮，结果导致河南的老百姓活不下去，大量流亡到邻省

“除桀诛纣”、恢复三代仁政成为新的理想，这个时候道家消解理想的犬儒主义则成为维护秦制的一种因素，而且在秦亡以后法家名声不佳的情况下，它一度成了“汉承秦制”主要的思想资源。因此，我们不要认为黄老之治只与所谓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有关，更重要的是，当时汉朝统治者有的事情是能说不能做，有的事情是能做不能说，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协调，他们更多愿意讲道家，以此为自己政策的理论依据

Nevertheless, once in place, inclusiv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end to create a virtuous circle, a process of positive feedback, making it more likely that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persist and even expand.

the German sociologist Robert Michels called it 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 The internal logic of oligarchies, and in fact of all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s, is that, argued Michels, they will reproduce themselves not only when the same group is in power, but even when an entirely new group takes control. What Michels did not anticipate perhaps was an echo of Karl Marx’s remark that history repeats itself—the first time as tragedy, the second time as farce.

今天很多人对于福利政策也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他们的表述都不会这么难听，不能说这些穷人穷死活该，国家没责任。他们往往会说其实济贫用别的办法更好，比如发展民间公益组织或曰“第三部门”，会比国家救济更有效率。比如说福利可以少一些，自由应该多一些，这样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比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他们搞职业培训，会比救济帮助更大，等等

自从日本和中国打仗了以后，“军国主义”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经常讲日本军国主义者如何如何。可是在晚清后，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军国主义，是一个褒义词。当时有识之士尤其是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看到一些中国应该学习的方面，这些人往往张口闭口都把军国社会当作他们追求的目标。“军国社会是我们的未来”，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后来日本人打我们了，当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此之前“军国社会”是中国人羡慕的

所有人都成了皇帝的奴才，奴才有时甚至成了一种资格。比如像清朝，在现存清宫档案中有大植的奏折，谁能够对皇帝自称“奴才”，这是要有规定的。一般的汉族大臣向皇帝上奏，只能说“臣某某”，比如林则徐，他就要说“臣林则徐启奏皇帝陛下”，只有满族亲贵琦善、穆彰阿这些人，他们给皇帝上奏才可以说“奴才琦善启奏皇帝陛下”，“奴才穆彰阿启奏皇帝陛下”，敢称“家奴”者一定是满人而且是关系很亲密的人，不是谁想当奴才都可以当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