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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皇家可以维护家族的整体性，我要把天下传给儿子，要建立皇帝和太子之间的家庭秩序，但老百姓却不能有这种秩序，也就是“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那就没有普世可言，等于只准我有家族，不准百姓有家族。类似于只准我利己，不准百姓自利，而尽刮百姓之利归我，这就是典型的特殊主义，法家主张的秦制就是这种典型

但是请注意：商鞅这里讲的根本不是法律条文的权威，他这里甚至没有用一个“法”字，而只是讲“王令”。什么叫作“朝令夕改”？什么叫作“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一个红头文件就可以推翻宪法，皇上一句话比一万条法律都管用。哪怕你再“有功于前”“有善于前”，皇上说杀就杀，“所憎者，曲法灭之”。真是“平等”得很哪

所以理解儒家“从周”的真意如何，一定要看他们与别人的辩论，看其他人是怎么骂儒家的，儒家又是怎么骂其他人的，这样才能知道各方真正的“所指”。从这方面看，儒家如此激烈的“辟杨墨”和后来法家如此激烈的“焚书坑儒”，委实是真正理解先秦儒家的关键

因为法家制度虽然成功使得秦国崛起，并且成为天下最强的大国，可是秦国大国崛起后，真是使秦国人民站起来，再也不能坐下了，他们必须不停地干活

因为商君自己就明确主张重罚更胜于重赏。治国要“重罚轻赏”，决不能“重赏轻罚”。他举例说，老百姓或许不爱钱，但都怕死。再胆怯的兵，你抡着大刀在后督战，不冲锋就杀头，他也能豁出来。等他冲上去了，再赏他俩钱，他就习惯卖命了。假如反过来，他缩头缩脑时你用这俩钱让他冲锋，他能干吗？所以慈母必出逆子，孝子都是棍棒打出来的！仁君对老百姓好，百姓就会漫天要价，甚至犯上作乱。只有暴君下狠手，把百姓的脊梁骨给打断，他们才会乖乖听话。因此，善治国者就要“政作民之所恶”，而绝不“作民之所乐”

我们不要以今推古，想当然地认为不搞“右派”的自由放任，就是“左派”的福利国家。桑弘羊和商鞅、韩非一样，自由、福利都不给，他们是反对济贫，而支持惩贫的。桑弘羊是强国主义者，但是这个强国家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为皇帝服务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观念真正的含义，要在这种观念和其他观念的冲突中把握。如果不考虑冲突，只看他正面讲什么话，老实说世界上各种观念的差别，我们都看不出来。我前面讲过所有的观念，都是用“好话”来表述的，都是用语言分析哲学中讲的“good words”来表述的，而从来不用“bad words”来表述，思想家从来都是提倡仁义道德，主张人要变好，主张这个社会要进步，主张高尚；很少有人主张我就是要杀人放火、尔虞我诈、坑蒙拐骗，没有公开这么讲的。但这些“好词”只是语言哲学所谓的“能指”，它的实际意义（“所指”）究竟是什么并不确定，这就是所谓的任意原则

但是这样的一种平等，是使大家都变成贵族了，还是使大家都变成附庸了呢？答案应该是明摆着的。我觉得康有为的说法最大的问题，大概就在于这一点。法同大革命所追求的平等，是秦始皇治下那个样子的平等吗？是追求皇帝不管对宰相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都想杀就杀，想赏就赏的这种平等吗？当然不是。秦始皇所要追求的无非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他的奴才，在这一点上是没有贵贱之分的。秦制使人无尊卑，都隶属于“大盗”，在这一点上讲，是很“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