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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与朝官相比，他更是名副其实的受宠奴才。取得皇帝的宠信是他唯一的目标。如果说朝官还略微顾及考虑一些别的因素，宦官因自身的条件限制除了“争宠”没有其他了

在法家看来，如果能够垄断组织资源，摧毁民间的认同，使得大家都六亲不认，只认皇上；同时利用人性弱点，玩弄所谓的厚黑学，威胁利诱、借力打力、挑动互斗、分化瓦解潜在的反对者，那么就可以在连老婆孩子都不可信的情况下，仍能够维持自己的统治，这才叫作高明，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我们看看商鞅和韩非的言论就会知道，他们认为伟大的君主是连老婆孩子都不能相信的，遑论他人，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法、术、势。依靠法、术、势，君主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把天下坐得稳稳当当。尔等蕞尔小民反对我并不要紧，只要你们不抱团，“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

但是在法家看来，每个人不为皇帝着想那就是“私”，哪怕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舍已为人，只要为的不是皇上，那也是私，其至可能是更加危险的私，即所谓“亲亲则别，爱私则险”。只有每个人都为皇上坑亲杀熟，不仅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皇上，还要把别人的一切也抢过来献给皇上，那才是为公，即所谓“公战”

因为道家这一套学说提倡的就是“顺其自然”，以逍遥的态度对待世事。用庄子的话来讲叫作“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也就是说我不太较真，不要太管那些是非曲直。我可以随遇而安，把一切矛盾化解为虚无，化解在庄生梦蝶、蝶梦庄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难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态度之中。庄子做了一个梦，梦见蝴蝶，然后他就想，哎呀，这到底是我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我？最后的结论是这两者虽然有分别，但可以互相转化，因此我和蝴蝶也差不多。如果思想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那的确是把什么都混淆和虚无化了。这个世界存在贪官污吏、独裁腐败等等，这都没啥问题，和理想世界的差别也不太大，看透了都一样。 有了这种游戏人生的心态，人们就可以在“儒表”与“法里”的巨大反差之间游刃有余，表现得漫不经心，以无所谓、何必争长论短的态度，适应说一套做一套的生存方式。在其他文化中，这样大的人格分裂或双重人格恐怕要造成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甚或造成因幻灭而自杀的社会病，但在中国有了老庄这种犬儒哲学作为“儒表”与“法里”之间的润滑剂，人们就会心安理得许多，而且显得虚无超脱。 后来的一些犬儒都认为，道家的这种态度是对法家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就讲过，统治者越专制，老百姓越犬儒，“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道家思想推广的利弊方的导向一望而知

所谓的酷吏、所谓的法吏，不是以伦理为中心的，不是道德挂帅的，但必须强调，他们的治理不是以法律为准绳，也不是提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所谓酷吏，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中心主义的法家政治观，强调的是对权力的垄断。这种对权力的垄断与强调道德其实都属于人治，但是酷吏对法治的破坏作用——确切地说是对建设法治的阻碍作用，应该说要比伦理型的儒家人治更甚一筹

这么严密的控制其实就是为了维护皇权。可是我们知道，天底下没有一种制度是可以“永垂不朽”的，任何一种基于皇权安全的设置，都不可能让统治者完全放心，也不可能消除皇权面临的一切威胁。这也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原因

可是等到儒家那一套时兴，已经是汉武帝以后了。汉武帝时期，恰恰国家又开始横征暴敛，不同于汉初那种状态，汉武帝很多政策比秦始皇有过之无不及。反而在这种状态下，儒家才兴起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所谓的“行仁政”“仁者爱人”“民贵君轻”这一套东西在西汉初年并不时兴，这一套不也可以解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吗？我估计历史书上不会解答这些疑惑的。 所以，恐怕黄老之学或者说道家在历史上起的作用绝不那么简单

Today you can’t take the train to Bo anymore, because like Tsar Nicholas I, who feared that the railways would bring revolution to Russia, Stevens believed the railways would strengthen his opponents. Like so many other rulers in control of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he was afraid of challenges to his political power and was willing to sacrifice economic growth to thwart those challen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