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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的“重农抑商”恰恰相反，“重农”就是要管制农业，农民只能种地，不让农民经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重农”就是重视农民利益，就一定对农民有好处。民众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叫“一管就死”“管一行死一行”。我国历史中经常有一种现象，就是朝廷不“重农”，农民的日子相对来讲还比较好过，朝廷越重农，农民越倒霉。因为朝廷越重农，就把农民管得越死，就会整天折腾农民，指定必须种什么、不能种什么、如何种田，把种田人搞得非常狼狈

因为道家这一套学说提倡的就是“顺其自然”，以逍遥的态度对待世事。用庄子的话来讲叫作“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也就是说我不太较真，不要太管那些是非曲直。我可以随遇而安，把一切矛盾化解为虚无，化解在庄生梦蝶、蝶梦庄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难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态度之中。庄子做了一个梦，梦见蝴蝶，然后他就想，哎呀，这到底是我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我？最后的结论是这两者虽然有分别，但可以互相转化，因此我和蝴蝶也差不多。如果思想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那的确是把什么都混淆和虚无化了。这个世界存在贪官污吏、独裁腐败等等，这都没啥问题，和理想世界的差别也不太大，看透了都一样。 有了这种游戏人生的心态，人们就可以在“儒表”与“法里”的巨大反差之间游刃有余，表现得漫不经心，以无所谓、何必争长论短的态度，适应说一套做一套的生存方式。在其他文化中，这样大的人格分裂或双重人格恐怕要造成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甚或造成因幻灭而自杀的社会病，但在中国有了老庄这种犬儒哲学作为“儒表”与“法里”之间的润滑剂，人们就会心安理得许多，而且显得虚无超脱。 后来的一些犬儒都认为，道家的这种态度是对法家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就讲过，统治者越专制，老百姓越犬儒，“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道家思想推广的利弊方的导向一望而知。 一般地讲，中国历史上有权者真正相信的是“法、术、势”，而要别人相信仁义道德；只我一家万世一系，尔等小民打破宗族各自东西。那些“操守虽清”却奴性不足，只想为万世开太平而不懂得趋炎附势的书呆子，不仅多灾多难，有时还被公开批判为只知“洁己沽誉”而受到惩戒。人们并不是傻子，那些成仁取义、殉道存德的理想主义者如东林党人、海瑞的下场有目共睹，通过文字游戏挑选聪明人而对道德并无分辨力的科举制度之奥妙也人所共知，因此以“难得糊涂”参悟人生，就成了中国源远流长的一种所谓的大智慧

自从日本和中国打仗了以后，“军国主义”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经常讲日本军国主义者如何如何。可是在晚清后，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军国主义，是一个褒义词。当时有识之士尤其是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看到一些中国应该学习的方面，这些人往往张口闭口都把军国社会当作他们追求的目标。“军国社会是我们的未来”，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后来日本人打我们了，当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此之前“军国社会”是中国人羡慕的

老子那个时代，还可以说你们何必那么积极进取，变化那么快干吗？现在小国寡民不是很好吗？他讲的“无为”其实是针对秦制。然而到了庄周时代，已经没有小国寡民了，恰恰相反，那时“霸道”已经成了一个基本的现实，强者为王，弱者为食，弱肉强食的秩序横行。这时候庄周和事老般地说，算了吧，算了吧，其实我们不必去争什么，这样顺着走，就挺不错。这时候他讲的“无为”，其实背后已经没有了西周式小国寡民的理念，顺其自然已经日益变成顺从秦制，变成不讲是非的犬儒主义

我们不要以今推古，想当然地认为不搞“右派”的自由放任，就是“左派”的福利国家。桑弘羊和商鞅、韩非一样，自由、福利都不给，他们是反对济贫，而支持惩贫的。桑弘羊是强国主义者，但是这个强国家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为皇帝服务的

因为商君自己就明确主张重罚更胜于重赏。治国要“重罚轻赏”，决不能“重赏轻罚”。他举例说，老百姓或许不爱钱，但都怕死。再胆怯的兵，你抡着大刀在后督战，不冲锋就杀头，他也能豁出来。等他冲上去了，再赏他俩钱，他就习惯卖命了。假如反过来，他缩头缩脑时你用这俩钱让他冲锋，他能干吗？所以慈母必出逆子，孝子都是棍棒打出来的！仁君对老百姓好，百姓就会漫天要价，甚至犯上作乱。只有暴君下狠手，把百姓的脊梁骨给打断，他们才会乖乖听话。因此，善治国者就要“政作民之所恶”，而绝不“作民之所乐”

大家应该明白，秦制绝不是代议制——什么出身的人当了官就会照顾其所出身的那个群体，这是荒唐的想法。秦汉时代用钱穆先生的说法是“布衣卿相”，但绝不是代表布衣的卿相，而是代表皇上整治布衣的卿相。桑弘羊可以说是“重商主义”者，他本人也是商人出身，但他绝不是商人的代表，他只是皇权的代表。桑弘羊在中国历史上是以比较重视工商业闻名的，那时很多思想家都认为工商业不重要，农业才重要，农业是本，工商是末，他们提倡“崇本抑末”。桑弘羊则不然，他认为工商业非常重要，因为其利润丰厚，但是这个利润必须由国家垄断，决不能搞自由竞争，这怎么会有利于商人呢？ 桑弘羊讲国家要垄断工商利益，尤其是盐铁之利，为的是什么呢？是为了集中资源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吗？是为了搞公费医疗或者义务教育吗？当然不是。把工商利益垄断起来就是为了朝廷，为了皇帝的利益。因此，桑弘羊本人和韩非一样，既反对自由放任，更反对福利国家。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史上，他们恐怕是国家福利政策最激烈、最直言不讳的抨击者

从现代观念视之，如果以“一毛”喻个人之权利，则在“群己权界”之己权内，他人及公共权力不得以某种理由，包括“利天下”之理由辄行剥夺。至于我行使己权，自愿为天下利，则“拔一毛”固无足论，即抛头颅、洒热血，其权在我，“我自横刀向天笑”，何其壮哉！ 但若权不在我，则奴隶矣。若公共权力及以公权代表自命的统治者今得以“利天下”为由拔我一毛，明日自可按同样逻辑，以“利天下”为由而折我一臂，又明日当可取我之头，乃至取类我者任一人之头，以此类推，直至号称为51%之“多数之利”，就可以屠戮49%之“少数”。天下之事，尚可言乎！而所谓利天下者，亦不过为“天下之主”者自利之借口耳。诚如明儒黄宗羲抨击法家帝王时云：“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此乃“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是以自由及个人权利之为现代性张本，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