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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弱民”不仅是秦的事实，而且是统治者明确的追求。在世界各种学问中，大概商鞅、韩非之学，是最赤裸裸地提出国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是绝然对立的。也就是说，国要强大，老百姓就得趴下，国家的利益里是没有强民、富民这一项的。 《商君书》专门有一章叫《弱民》，其中就提到“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就是说，国家要强大，老百姓就得趴下；老百姓如果站起来了，国家就完蛋了，因此国家强大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要把老百姓彻底踩在脚下。而且商鞅说，一个国家要战胜敌国，首先要做的就是战胜自己的人民

我们“批林批孔”的时候，天天在谈“克己复礼”是指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直纳闷资本主义和孔子怎么能扯上关系？为什么要把两千年前的人物拉出来做垫背？报纸上一堆生僻字的“引述”搞得我们知青给农民读报磕磕巴巴，壮族老乡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光是史学，任何一种实证研究，即既非文艺创作也非单纯的价值弘扬，而是一种以事实判断和逻辑推断为基础、讲究知识增量的研究，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都是论据和论证的结合。尤据而论，固然是不着边际的空言，有据无论，也会变成不知所云的废话。有人说“史料就是史学”、“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我是不同意这些说法的。史料不等于史学，就像数据不等于数学、实验室不等于科学家一样。但要强调的是：论证是一种自己的合乎逻辑的思维，它不等于引述理论

THE EVENTS SURROUNDING the Black Act would show that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had created the rule of law, and that this notion was stronger in England and Britain, and the elites were far more constrained by it than they themselves imagined. Notably, the rule of law is not the same as rule by law. Even if the Whigs could pass a harsh, repressive law to quash obstacles from common people, they had to contend with additional constraints because of the rule of law. Their law violated the rights that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and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at followed from it had already established for everybody by tearing down the “divine” rights of kings and the privileges of elites.

早秦乃至先秦秦国考古所见的秦公钟、秦公镈、秦石鼓等有文字的器物全属于国君，而贵族的青铜器虽也颇有发现，却全无铭文。考古学家由此认为“秦文字几乎被国君垄断，贵族难得一见”，“贵族的带字器物极少见，几乎没有”，“这可以说明春秋时秦国君的集权，也说明当时秦贵族的文化欠发达”。秦君早在那时就既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又公然把贵族视同奴仆，缺乏礼遇，愚民政策愚到了贵族头上。后来法家的那一套在这里登峰造极，也算其来有自了

我们不要以今推古，想当然地认为不搞“右派”的自由放任，就是“左派”的福利国家。桑弘羊和商鞅、韩非一样，自由、福利都不给，他们是反对济贫，而支持惩贫的。桑弘羊是强国主义者，但是这个强国家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为皇帝服务的

但是这样的一种平等，是使大家都变成贵族了，还是使大家都变成附庸了呢？答案应该是明摆着的。我觉得康有为的说法最大的问题，大概就在于这一点。法同大革命所追求的平等，是秦始皇治下那个样子的平等吗？是追求皇帝不管对宰相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都想杀就杀，想赏就赏的这种平等吗？当然不是。秦始皇所要追求的无非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他的奴才，在这一点上是没有贵贱之分的。秦制使人无尊卑，都隶属于“大盗”，在这一点上讲，是很“平等”的

因为法家制度虽然成功使得秦国崛起，并且成为天下最强的大国，可是秦国大国崛起后，真是使秦国人民站起来，再也不能坐下了，他们必须不停地干活。国家的强大是需要和国民的尊严并存的，而且我们可以讲，在现代应该既追求国民的尊严，也追求国家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