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ppingKK

因此法家说，赏罚要起作用，老百姓就不能富。因为一旦富了，老百姓就不会图国家的赏了。老百姓一定要穷兮兮的，因此国家给他们一点赏赐，他们就会拼命地卖力，像一群狗抢骨头一样，所谓重赏之下有勇夫。如果老百姓本来就很富，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富有，而不必靠谄媚摇尾乞怜，这个赏还有谁稀罕呢？因此商鞅说，老百姓是绝对不能让他们富起来的，“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

秦汉一方面贬商抑商，另一方面皇帝、权臣贵戚们的生活又极奢侈浮华，这需要商人向他们提供商品和服务。二者的矛盾不仅使得贬商抑商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会催生出不少铤而走险的“奸商”，甚至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商越抑，则商越奸；商越奸，则更抑。因此，为了和真正的市场经济相区别，秦汉的市场经济，或可称之为“伪市场经济”

法家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个性解放观念，法家并不是不承认父权。相反，法家对父权的强调，只要不违背君权，其实比儒家还要极端，更强调君权、父权的单向性，所谓“三纲”就是法家的发明。 大家知道后来讲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董仲舒以前的儒家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反而是法家最早说过类似的话。《韩非子》中有这样一句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这“三顺”就是三纲理论最早的出处，因此可以说董仲舒的三纲说法，实际是来自法家的。这与古儒强调权责对应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应该明白，秦制绝不是代议制——什么出身的人当了官就会照顾其所出身的那个群体，这是荒唐的想法。秦汉时代用钱穆先生的说法是“布衣卿相”，但绝不是代表布衣的卿相，而是代表皇上整治布衣的卿相。桑弘羊可以说是“重商主义”者，他本人也是商人出身，但他绝不是商人的代表，他只是皇权的代表。桑弘羊在中国历史上是以比较重视工商业闻名的，那时很多思想家都认为工商业不重要，农业才重要，农业是本，工商是末，他们提倡“崇本抑末”。桑弘羊则不然，他认为工商业非常重要，因为其利润丰厚，但是这个利润必须由国家垄断，决不能搞自由竞争，这怎么会有利于商人呢？ 桑弘羊讲国家要垄断工商利益，尤其是盐铁之利，为的是什么呢？是为了集中资源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吗？是为了搞公费医疗或者义务教育吗？当然不是。把工商利益垄断起来就是为了朝廷，为了皇帝的利益。因此，桑弘羊本人和韩非一样，既反对自由放任，更反对福利国家。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史上，他们恐怕是国家福利政策最激烈、最直言不讳的抨击者

照理说，既然大家对你难以置信，你就该做几件好事让大家看看，好争取民心，可是商君大人不这么想。也是，商君又不是民选总理，用不着在乎选票，讨好民众。相反，《商君书》中充满仇民、憎民、蔑民的话语，甚至主张“政作民之所恶”，不作民之所乐，我就是要做百姓痛恨的事（当然，得是皇上高兴的事），而绝不做百姓高兴（皇上或许不高兴）的事！所以你想，商鞅会在乎百姓的信任吗？他只要百姓服服帖帖——所谓“立信”，并不是信任，而是相“信”我什么都做得出来，从而只能无条件屈从于我

有道是“上心莫测”，喜怒无常，而“法吏”照着皇上（甚至皇上授权的“上级”）意思来就行——他们治理国家的标准其实并不是法律，当然也不是儒家所谓的道德，而是皇帝的眼色。“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为了迎合“人主”，什么“挠法”“曲法”、玩法、枉法的事都可以干。名气更大的法家酷吏张汤，也是“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上面要整这个人，即使按照他们制定的法律这人没有罪，也要把他弄死。如果上面要保他，即使他明明犯了法，也可以受到包庇

自从日本和中国打仗了以后，“军国主义”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经常讲日本军国主义者如何如何。可是在晚清后，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军国主义，是一个褒义词。当时有识之士尤其是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看到一些中国应该学习的方面，这些人往往张口闭口都把军国社会当作他们追求的目标。“军国社会是我们的未来”，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后来日本人打我们了，当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此之前“军国社会”是中国人羡慕的

这一套把戏，自秦朝以后体制下，都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海瑞这些人讲了很多高尚的话，听听也就罢了，如果真的那样做，结局就会很糟。因为韩非已经说了，像这样的人都是“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 《韩非子》大家不可不看，这本书写得非常精彩。看了这本书，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体制何以能够持续两千多年。如果只是看儒家的书，固然很好，似乎是中国社会的治理基础，但是如果只看这些书，恐怕很难理解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