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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桀诛纣”、恢复三代仁政成为新的理想，这个时候道家消解理想的犬儒主义则成为维护秦制的一种因素，而且在秦亡以后法家名声不佳的情况下，它一度成了“汉承秦制”主要的思想资源。因此，我们不要认为黄老之治只与所谓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有关，更重要的是，当时汉朝统治者有的事情是能说不能做，有的事情是能做不能说，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协调，他们更多愿意讲道家，以此为自己政策的理论依据

我们通常从人之常情讲，受宠的奴才管理不受宠的奴才，往往要比主人亲自管理奴才更糟糕，对奴才的怜惜和照顾的程度恐怕要更差。因为道理很简单，就算奴才不具人格只被视为财产，而个人的奴才不管怎么样，“产权明晰”是你自己的，这个所有权是很清楚的。比如你有一匹马，这一匹马既然是你的，你总不会无缘无故把它虐待死，杀了它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的“财产”不就损失了吗？大家都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个道理，那是因为窝边草是它自己的，它更愿意去吃别人的草

后来，据说公孙鞅真用这一手驯服了秦人，绝大多数秦人丧失了思考和判断能力，就像《商君书》所主张的“愚民”（“民愚，则知可以王”），成了指哪打哪的机器。公孙鞅就此立下盖世之功，受封成了商君

总而言之，要“富国强兵”，就必须使老百姓停留在辱、弱、贫、愚之中，如同好操纵的“提线木偶”。这样一种制度，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当然会使这个国家的武力变得很强大

因此法家说，赏罚要起作用，老百姓就不能富。因为一旦富了，老百姓就不会图国家的赏了。老百姓一定要穷兮兮的，因此国家给他们一点赏赐，他们就会拼命地卖力，像一群狗抢骨头一样，所谓重赏之下有勇夫。如果老百姓本来就很富，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富有，而不必靠谄媚摇尾乞怜，这个赏还有谁稀罕呢？因此商鞅说，老百姓是绝对不能让他们富起来的，“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

9年农村生活使我有了种田人的感情，但这并未让我感到毛泽东所谓的城里人接受农民“再教育”“很有必要”，更没让我相信（同样是毛讲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它只是让我感到城里人与农民同样不自由，同样是“共同体的附属物”。如果说两者有什么不同，那只是城里人比乡下人更多地受到共同体的保护（“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只是乡下人，而我们这些城里人当时的“上山下乡”虽被视为一种不幸，但仍因享受所谓“知青待遇”而受到老乡们的羡慕），同时也更多地受到共同体的束缚（从政治控制到“单位”的约束，包括我们这种身不由己的“插队”）。因此到了摆脱共同体的改革时代，乡下人也就更易于挣脱束缚，更少付出失去“保护”的代价。但归根结底，改革对我们的城乡社会都是一种重构，城乡的人们都要在改革中完成从peasants到citizen，即从依附性的共同体成员到有个性的自由人的过程

东汉中期以后的政府一直是高负债运行的。朝廷对社会的控制逐渐放松，但是放松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出现了所谓的公民社会吗？是出现了所谓的民营企业家的盛世吗？都不是。按照贤良文学的思路，所谓放纵其实是放纵权贵，放纵那些“官倒”官商，让各级政府、各级地方权力部门都去谋利。这样的结果不是放任出了自由的平民经济，而是放任出了一个豪强大姓满天下、门阀士族势焰熏天的局面，而市场经济却日益凋敝

早秦乃至先秦秦国考古所见的秦公钟、秦公镈、秦石鼓等有文字的器物全属于国君，而贵族的青铜器虽也颇有发现，却全无铭文。考古学家由此认为“秦文字几乎被国君垄断，贵族难得一见”，“贵族的带字器物极少见，几乎没有”，“这可以说明春秋时秦国君的集权，也说明当时秦贵族的文化欠发达”。秦君早在那时就既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又公然把贵族视同奴仆，缺乏礼遇，愚民政策愚到了贵族头上。后来法家的那一套在这里登峰造极，也算其来有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