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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家说，赏罚要起作用，老百姓就不能富。因为一旦富了，老百姓就不会图国家的赏了。老百姓一定要穷兮兮的，因此国家给他们一点赏赐，他们就会拼命地卖力，像一群狗抢骨头一样，所谓重赏之下有勇夫。如果老百姓本来就很富，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富有，而不必靠谄媚摇尾乞怜，这个赏还有谁稀罕呢？因此商鞅说，老百姓是绝对不能让他们富起来的，“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

这就是陌生人打交道的逻辑。一次性的博弈通常是“零和博弈”，你输我赢甚全你死我活都可以，但是如果双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知道博弈将无限重复，那就大概率会追求“双赢”，形成一种伦理关系。即便双方不平等，有长幼尊卑之别，但如果双方终生相守，甚至祖祖辈辈都得相处在一起，这个博弈就是长期的。不能做一锤子买卖，互动过程既然多次重复，肯定就要考虑长期回报，就不能一次把事情做绝了，否则很难长期相处

in the Kingdom of Kongo attempts to promote the use of plows were unsuccessful because people lacked any incentive, given the extractive nature of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e king of Kongo realized that if he could induce people to use plows,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would be higher, generating more wealth, which he could benefit from. This is a potential incentive for all governments, even absolutist ones. The problem in Kongo was that people understood that whatever they produced could be confiscated by an absolutist monarch, and therefore they had no incentive to invest or use better technology.

北宋末年的蔡京、蔡下这些人，从政治脉络来说都属于新党，用过去的话说，都属于“改革派”。当然，彼时讲的改革派是指强化国家垄断的改革派，不是像现在我们讲的要搞市场经济的改革派。 两派的斗争产生的是一种“尺蠖效应”：北宋后期新党和旧党轮流执政，国家政策就像只一放一缩的尺蠖，无论如何变化，都只有利于权贵。这与尺蠖爬行时一收一缩，但只向一个方向移动不是很像吗？新党只懂得与民争利，严重损害了“阡陌闾巷之贱人”的利益；旧党只懂得放任无为，则使权贵得以放手圈钱。国家的“自由放任”只是放出了无数土皇帝，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国家的经济统制统出了与民争利，却统不出社会保障

北宋末年的蔡京、蔡下这些人，从政治脉络来说都属于新党，用过去的话说，都属于“改革派”。当然，彼时讲的改革派是指强化国家垄断的改革派，不是像现在我们讲的要搞市场经济的改革派

因为道家这一套学说提倡的就是“顺其自然”，以逍遥的态度对待世事。用庄子的话来讲叫作“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也就是说我不太较真，不要太管那些是非曲直。我可以随遇而安，把一切矛盾化解为虚无，化解在庄生梦蝶、蝶梦庄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难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态度之中。庄子做了一个梦，梦见蝴蝶，然后他就想，哎呀，这到底是我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我？最后的结论是这两者虽然有分别，但可以互相转化，因此我和蝴蝶也差不多。如果思想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那的确是把什么都混淆和虚无化了。这个世界存在贪官污吏、独裁腐败等等，这都没啥问题，和理想世界的差别也不太大，看透了都一样。 有了这种游戏人生的心态，人们就可以在“儒表”与“法里”的巨大反差之间游刃有余，表现得漫不经心，以无所谓、何必争长论短的态度，适应说一套做一套的生存方式。在其他文化中，这样大的人格分裂或双重人格恐怕要造成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甚或造成因幻灭而自杀的社会病，但在中国有了老庄这种犬儒哲学作为“儒表”与“法里”之间的润滑剂，人们就会心安理得许多，而且显得虚无超脱。 后来的一些犬儒都认为，道家的这种态度是对法家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就讲过，统治者越专制，老百姓越犬儒，“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道家思想推广的利弊方的导向一望而知

强国弱民”不仅是秦的事实，而且是统治者明确的追求。在世界各种学问中，大概商鞅、韩非之学，是最赤裸裸地提出国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是绝然对立的。也就是说，国要强大，老百姓就得趴下，国家的利益里是没有强民、富民这一项的。 《商君书》专门有一章叫《弱民》，其中就提到“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就是说，国家要强大，老百姓就得趴下；老百姓如果站起来了，国家就完蛋了，因此国家强大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要把老百姓彻底踩在脚下。而且商鞅说，一个国家要战胜敌国，首先要做的就是战胜自己的人民

It was not only the economic incentives that were destroyed. The political changes that had started to take place also went into reverse. The power of chiefs and traditional rulers, which had previously been in decline, was strengthened, because part of the project of creating a cheap labor force was to remove private property in 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