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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皇家可以维护家族的整体性，我要把天下传给儿子，要建立皇帝和太子之间的家庭秩序，但老百姓却不能有这种秩序，也就是“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那就没有普世可言，等于只准我有家族，不准百姓有家族。类似于只准我利己，不准百姓自利，而尽刮百姓之利归我，这就是典型的特殊主义，法家主张的秦制就是这种典型。 而墨子当然不是这样，他主张为天下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但绝不是只要求他人为天下抛头颅洒热血，而我却可以不抛。所谓普世的大共同体本位，就是天下的利益高于一切，当然也高于帝王。为天下抛头颅洒热血，首先就是要求帝王做到。而在法家看来这不就是弑君大逆吗？所以法家尽管可以利用“墨者”，最后还是导致了墨学的消亡

所谓的酷吏、所谓的法吏，不是以伦理为中心的，不是道德挂帅的，但必须强调，他们的治理不是以法律为准绳，也不是提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所谓酷吏，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中心主义的法家政治观，强调的是对权力的垄断。这种对权力的垄断与强调道德其实都属于人治，但是酷吏对法治的破坏作用——确切地说是对建设法治的阻碍作用，应该说要比伦理型的儒家人治更甚一筹

然而无论出身如何卑贱，宦官一旦被皇帝宠信，权倾一时，就常常会忘乎所以，做出一些糟糕透顶的事。对此，当然不能用“阶级分析”说事：因为他们是穷苦出身，就会为穷人维权。宦官如此，朝官亦然，程度不同而已。“布衣卿相”绝不是“代表布衣的卿相”。从常识判断，皇权爪牙对无缘皇宠的百姓（“布衣卿相”对一般的“布衣”），比贵族对自己的附庸更无情，这不说是规律，也应是大概率现象

我们通常从人之常情讲，受宠的奴才管理不受宠的奴才，往往要比主人亲自管理奴才更糟糕，对奴才的怜惜和照顾的程度恐怕要更差。因为道理很简单，就算奴才不具人格只被视为财产，而个人的奴才不管怎么样，“产权明晰”是你自己的，这个所有权是很清楚的。比如你有一匹马，这一匹马既然是你的，你总不会无缘无故把它虐待死，杀了它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的“财产”不就损失了吗？大家都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个道理，那是因为窝边草是它自己的，它更愿意去吃别人的草

大家看秦朝的法律观、财产观好像是非常个人主义的，一个家庭内丈夫和妻子各有财产，父亲和儿子也各有财产。但是它和近代的财产观念最大的不同在于，不管是妻子的还是丈夫的，也不管是父亲的还是儿子的，最终都是皇帝的。所谓的大义灭亲，其实在性恶论的背景下是大利灭亲，就是用利益、用利害关系来引导人们邀宠避祸、六亲不认，只为高高在上的皇帝一人服务

因为商君自己就明确主张重罚更胜于重赏。治国要“重罚轻赏”，决不能“重赏轻罚”。他举例说，老百姓或许不爱钱，但都怕死。再胆怯的兵，你抡着大刀在后督战，不冲锋就杀头，他也能豁出来。等他冲上去了，再赏他俩钱，他就习惯卖命了。假如反过来，他缩头缩脑时你用这俩钱让他冲锋，他能干吗？所以慈母必出逆子，孝子都是棍棒打出来的！仁君对老百姓好，百姓就会漫天要价，甚至犯上作乱。只有暴君下狠手，把百姓的脊梁骨给打断，他们才会乖乖听话。因此，善治国者就要“政作民之所恶”，而绝不“作民之所乐”

我们通常从人之常情讲，受宠的奴才管理不受宠的奴才，往往要比主人亲自管理奴才更糟糕，对奴才的怜惜和照顾的程度恐怕要更差。因为道理很简单，就算奴才不具人格只被视为财产，而个人的奴才不管怎么样，“产权明晰”是你自己的，这个所有权是很清楚的。比如你有一匹马，这一匹马既然是你的，你总不会无缘无故把它虐待死，杀了它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的“财产”不就损失了吗？大家都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个道理，那是因为窝边草是它自己的，它更愿意去吃别人的草。 但是受宠的奴才不太可能对不受宠的奴才产生一种“己物”爱惜照顾之心。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陌生人，没有什么依附关系，这些人不是他自己的人，而是皇帝的人，他本人也是皇帝的人。对于他来讲，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巩固皇帝对自己的宠爱，而不是怎么争取更多的人依附于自己——像我们经常讲的招降纳叛，吸引更多的人来投奔自已——在秦制下这可是大忌，要杀头的

如前所述，这个竞争理论，其目的是为君主对付他的竞争对手服务的。因此法家思想的逻辑，很重要的就是治理天下不要考虑什么正义，不要考虑什么顺天应民，不要考虑口碑，不要考虑道德目标、理想主义，所有这一切，统统都是假的；君王安排吏治唯一要考虑的，就是确保大权在我，居重取轻，强干弱枝，防止权力旁落，防止权臣窃柄、君位架空，致使法、术、势失灵而危及“家天下”。于是，由这种性恶论、权力中心主义而导出的保证君权安全至上，就成为秦以后吏治的一个首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