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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商君自己就明确主张重罚更胜于重赏。治国要“重罚轻赏”，决不能“重赏轻罚”。他举例说，老百姓或许不爱钱，但都怕死。再胆怯的兵，你抡着大刀在后督战，不冲锋就杀头，他也能豁出来。等他冲上去了，再赏他俩钱，他就习惯卖命了。假如反过来，他缩头缩脑时你用这俩钱让他冲锋，他能干吗？所以慈母必出逆子，孝子都是棍棒打出来的！仁君对老百姓好，百姓就会漫天要价，甚至犯上作乱。只有暴君下狠手，把百姓的脊梁骨给打断，他们才会乖乖听话。因此，善治国者就要“政作民之所恶”，而绝不“作民之所乐”

法家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个性解放观念，法家并不是不承认父权。相反，法家对父权的强调，只要不违背君权，其实比儒家还要极端，更强调君权、父权的单向性，所谓“三纲”就是法家的发明。 大家知道后来讲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董仲舒以前的儒家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反而是法家最早说过类似的话。《韩非子》中有这样一句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这“三顺”就是三纲理论最早的出处，因此可以说董仲舒的三纲说法，实际是来自法家的。这与古儒强调权责对应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

我一向认为，中华文明数千年，最深刻的变化就是走进帝制的“周秦之变”和走出帝制的“三千年未有之变”

法家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个性解放观念，法家并不是不承认父权。相反，法家对父权的强调，只要不违背君权，其实比儒家还要极端，更强调君权、父权的单向性，所谓“三纲”就是法家的发明

因此法家说，赏罚要起作用，老百姓就不能富。因为一旦富了，老百姓就不会图国家的赏了。老百姓一定要穷兮兮的，因此国家给他们一点赏赐，他们就会拼命地卖力，像一群狗抢骨头一样，所谓重赏之下有勇夫。如果老百姓本来就很富，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富有，而不必靠谄媚摇尾乞怜，这个赏还有谁稀罕呢？因此商鞅说，老百姓是绝对不能让他们富起来的，“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

早秦乃至先秦秦国考古所见的秦公钟、秦公镈、秦石鼓等有文字的器物全属于国君，而贵族的青铜器虽也颇有发现，却全无铭文。考古学家由此认为“秦文字几乎被国君垄断，贵族难得一见”，“贵族的带字器物极少见，几乎没有”，“这可以说明春秋时秦国君的集权，也说明当时秦贵族的文化欠发达”。秦君早在那时就既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又公然把贵族视同奴仆，缺乏礼遇，愚民政策愚到了贵族头上。后来法家的那一套在这里登峰造极，也算其来有自了

大夫和贤良文学的争论反映了中国后世王朝经常可以看到的一种现象，尽管“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始终有“有为”和“无为”的斗争，但是这个有为、无为和我们现在讲的福利国家、自由放任迥异。今天我们讲的放任主要是给老百姓以自由，但是那个时候讲的放任，很大程度上是指给权贵以自由，放纵他们去聚敛，让这些当官的任意创收

但是在法家看来，每个人不为皇帝着想那就是“私”，哪怕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舍已为人，只要为的不是皇上，那也是私，其至可能是更加危险的私，即所谓“亲亲则别，爱私则险”。只有每个人都为皇上坑亲杀熟，不仅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皇上，还要把别人的一切也抢过来献给皇上，那才是为公，即所谓“公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