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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吃饱了饭没事儿干，他们就会游手好闲，就会东逛西逛，免不得还要想入非非，会接受一些不好的影响，就像《韩非子·六反》中说的：“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治懦则肆于为非。”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洗，财富都在国库里，当然国家要保证他们不饿死，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只看到眼前这点利益而拼命地干活，不知其他，这种状态最好

不光是史学，任何一种实证研究，即既非文艺创作也非单纯的价值弘扬，而是一种以事实判断和逻辑推断为基础、讲究知识增量的研究，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都是论据和论证的结合。尤据而论，固然是不着边际的空言，有据无论，也会变成不知所云的废话。有人说“史料就是史学”、“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我是不同意这些说法的。史料不等于史学，就像数据不等于数学、实验室不等于科学家一样。但要强调的是：论证是一种自己的合乎逻辑的思维，它不等于引述理论

但中国的“重农抑商”恰恰相反，“重农”就是要管制农业，农民只能种地，不让农民经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重农”就是重视农民利益，就一定对农民有好处。民众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叫“一管就死”“管一行死一行”。我国历史中经常有一种现象，就是朝廷不“重农”，农民的日子相对来讲还比较好过，朝廷越重农，农民越倒霉。因为朝廷越重农，就把农民管得越死，就会整天折腾农民，指定必须种什么、不能种什么、如何种田，把种田人搞得非常狼狈

强国弱民”不仅是秦的事实，而且是统治者明确的追求。在世界各种学问中，大概商鞅、韩非之学，是最赤裸裸地提出国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是绝然对立的。也就是说，国要强大，老百姓就得趴下，国家的利益里是没有强民、富民这一项的

深信人性恶的法家，其实心底里并不相信什么大义，他们实际上是用现实利害促使人们趋炎附势。法家提倡告亲、禁止容隐，其实都是用利益来引诱的，“大义”只不过说说而已。讲得简单一点，倘若你检举父亲，我会给你好处；如果你和父亲在一起对我不利，我会给你严重的惩罚。法家鼓吹的大义灭亲，如果落实下来，其实就是“大利灭亲”，他们相信以利益诱惑加刑罚威胁，无事不成。为了图赏，人可以出卖父亲，出卖亲人，出卖朋友，出卖老师，等等。总而言之，为了高官厚禄，可以不顾一切，所有的情感都可以用利益做交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James I also refused, on the same grounds as Elizabeth. Both feared that the mechanization of stocking production would be politically destabilizing. It would throw people out of work, create unemployment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threaten royal power. The stocking frame was an innovation that promised huge productivity increases, but it also promised creative destruction.

总而言之，要“富国强兵”，就必须使老百姓停留在辱、弱、贫、愚之中，如同好操纵的“提线木偶”。这样一种制度，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当然会使这个国家的武力变得很强大

所谓的酷吏、所谓的法吏，不是以伦理为中心的，不是道德挂帅的，但必须强调，他们的治理不是以法律为准绳，也不是提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所谓酷吏，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中心主义的法家政治观，强调的是对权力的垄断。这种对权力的垄断与强调道德其实都属于人治，但是酷吏对法治的破坏作用——确切地说是对建设法治的阻碍作用，应该说要比伦理型的儒家人治更甚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