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ppingKK

In fact, the black workers were purposefully kept unskilled and were barred from high-skill occupations so that skilled white workers would not face competition and could enjoy high wages. In South Africa black Africans were indeed “trapped” in the traditional economy, in the Homelands.

因为法家制度虽然成功使得秦国崛起，并且成为天下最强的大国，可是秦国大国崛起后，真是使秦国人民站起来，再也不能坐下了，他们必须不停地干活。国家的强大是需要和国民的尊严并存的，而且我们可以讲，在现代应该既追求国民的尊严，也追求国家的强大

It was not only the economic incentives that were destroyed. The political changes that had started to take place also went into reverse. The power of chiefs and traditional rulers, which had previously been in decline, was strengthened, because part of the project of creating a cheap labor force was to remove private property in land.

在法家看来，如果能够垄断组织资源，摧毁民间的认同，使得大家都六亲不认，只认皇上；同时利用人性弱点，玩弄所谓的厚黑学，威胁利诱、借力打力、挑动互斗、分化瓦解潜在的反对者，那么就可以在连老婆孩子都不可信的情况下，仍能够维持自己的统治，这才叫作高明，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我们看看商鞅和韩非的言论就会知道，他们认为伟大的君主是连老婆孩子都不能相信的，遑论他人，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法、术、势。依靠法、术、势，君主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把天下坐得稳稳当当。尔等蕞尔小民反对我并不要紧，只要你们不抱团，“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

所谓的酷吏、所谓的法吏，不是以伦理为中心的，不是道德挂帅的，但必须强调，他们的治理不是以法律为准绳，也不是提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所谓酷吏，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中心主义的法家政治观，强调的是对权力的垄断。这种对权力的垄断与强调道德其实都属于人治，但是酷吏对法治的破坏作用——确切地说是对建设法治的阻碍作用，应该说要比伦理型的儒家人治更甚一筹。 我们清楚现代意义上讲的法治是什么。其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说穿了就是以人权为基础的一种法律秩序，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合法权利，应该得到保障。法律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的，因此，法律对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构成约束，之所以约束就是因为害怕有人侵犯别人的权利。那么谁最有可能侵犯别人的权利呢？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法治首先要限制谁？首先是要限制政府，限制有权胡作非为的人。至于限制老百姓，那是次要的事。 但是秦代的法家不是这样。我前面已经从理论上澄清了所谓法家主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家“守法”、法家虽然残酷但“恶法亦法，胜于无法”、法家的性恶论有利于法治，等等，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奇谈怪论。秦代法家讲的“法”治就是我前面讲的——“法、术、势”，主要是管老百姓的，不是管皇帝的；是维护皇权，而不是维护人权的。与现代法治精神恰恰相反，法家只讲权力（power），不讲权利（right）。因此不仅皇帝是不受制约的，任何有权者对于无权者都是不受制约的。法家的做法可以说它是不讲道德的，但绝不能说它是讲法律的。更准确地说，它只讲“权力意志”，是靠赤裸裸的无限权力来进行治理的

然而无论出身如何卑贱，宦官一旦被皇帝宠信，权倾一时，就常常会忘乎所以，做出一些糟糕透顶的事。对此，当然不能用“阶级分析”说事：因为他们是穷苦出身，就会为穷人维权。宦官如此，朝官亦然，程度不同而已。“布衣卿相”绝不是“代表布衣的卿相”。从常识判断，皇权爪牙对无缘皇宠的百姓（“布衣卿相”对一般的“布衣”），比贵族对自己的附庸更无情，这不说是规律，也应是大概率现象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观念真正的含义，要在这种观念和其他观念的冲突中把握。如果不考虑冲突，只看他正面讲什么话，老实说世界上各种观念的差别，我们都看不出来。我前面讲过所有的观念，都是用“好话”来表述的，都是用语言分析哲学中讲的“good words”来表述的，而从来不用“bad words”来表述，思想家从来都是提倡仁义道德，主张人要变好，主张这个社会要进步，主张高尚；很少有人主张我就是要杀人放火、尔虞我诈、坑蒙拐骗，没有公开这么讲的。但这些“好词”只是语言哲学所谓的“能指”，它的实际意义（“所指”）究竟是什么并不确定，这就是所谓的任意原则

如果说我皇家可以维护家族的整体性，我要把天下传给儿子，要建立皇帝和太子之间的家庭秩序，但老百姓却不能有这种秩序，也就是“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那就没有普世可言，等于只准我有家族，不准百姓有家族。类似于只准我利己，不准百姓自利，而尽刮百姓之利归我，这就是典型的特殊主义，法家主张的秦制就是这种典型。 而墨子当然不是这样，他主张为天下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但绝不是只要求他人为天下抛头颅洒热血，而我却可以不抛。所谓普世的大共同体本位，就是天下的利益高于一切，当然也高于帝王。为天下抛头颅洒热血，首先就是要求帝王做到。而在法家看来这不就是弑君大逆吗？所以法家尽管可以利用“墨者”，最后还是导致了墨学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