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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不确定的。唯其不确定，人们的努力才有意义。过去的历史发展是有因果可寻的，发现历史中的因果链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但是人文的因果不同于物理的因果，就在于前者是概率性的，而不是必然性的。因此对历史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性。也正因为此，我们的未来也具有不确定性。历史研究无法使人成为一个算命先生。但历史研究能够使我们增长智慧，鉴往知今，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培养正确的价值观，知道什么是我们应该抵制的，什么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并且尽量找到用力点，以提高我们追求的成功率

大家应该明白，秦制绝不是代议制——什么出身的人当了官就会照顾其所出身的那个群体，这是荒唐的想法。秦汉时代用钱穆先生的说法是“布衣卿相”，但绝不是代表布衣的卿相，而是代表皇上整治布衣的卿相。桑弘羊可以说是“重商主义”者，他本人也是商人出身，但他绝不是商人的代表，他只是皇权的代表。桑弘羊在中国历史上是以比较重视工商业闻名的，那时很多思想家都认为工商业不重要，农业才重要，农业是本，工商是末，他们提倡“崇本抑末”。桑弘羊则不然，他认为工商业非常重要，因为其利润丰厚，但是这个利润必须由国家垄断，决不能搞自由竞争，这怎么会有利于商人呢？ 桑弘羊讲国家要垄断工商利益，尤其是盐铁之利，为的是什么呢？是为了集中资源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吗？是为了搞公费医疗或者义务教育吗？当然不是。把工商利益垄断起来就是为了朝廷，为了皇帝的利益。因此，桑弘羊本人和韩非一样，既反对自由放任，更反对福利国家。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史上，他们恐怕是国家福利政策最激烈、最直言不讳的抨击者

上面问，你们河南有什么困难吗？他绝对会讲我们没困难，其他地方有困难，我们愿意支援，我们是顾全大局的，我们是为皇帝分忧解难的。结果河南年年钱粮都超额，可是河南的老百姓就惨了。河南在田文镜执政时期多次发生大饥荒，但是田文镜很大公无私，从来不上报，不要国家照顾，并放出豪言：我们的困难我们自己克服。当然不是田文镜本人克服了，而是让河南的老百姓克服。冒歉为丰，匿灾不报，报喜不报忧，在大灾之年田文镜仍然苛征钱粮，结果导致河南的老百姓活不下去，大量流亡到邻省

受宠的奴才整不受宠的奴才往往比主人整奴才还要凶狠，他们有狐假虎威之横暴，而无损及己物之顾惜。这种现象应该说是人之常情，即使在官僚制内部也有这样的现象

大夫和贤良文学的争论反映了中国后世王朝经常可以看到的一种现象，尽管“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始终有“有为”和“无为”的斗争，但是这个有为、无为和我们现在讲的福利国家、自由放任迥异。今天我们讲的放任主要是给老百姓以自由，但是那个时候讲的放任，很大程度上是指给权贵以自由，放纵他们去聚敛，让这些当官的任意创收

如前所述，这个竞争理论，其目的是为君主对付他的竞争对手服务的。因此法家思想的逻辑，很重要的就是治理天下不要考虑什么正义，不要考虑什么顺天应民，不要考虑口碑，不要考虑道德目标、理想主义，所有这一切，统统都是假的；君王安排吏治唯一要考虑的，就是确保大权在我，居重取轻，强干弱枝，防止权力旁落，防止权臣窃柄、君位架空，致使法、术、势失灵而危及“家天下”。于是，由这种性恶论、权力中心主义而导出的保证君权安全至上，就成为秦以后吏治的一个首要原则

后来的朝廷以秦制冒充周制，以考试冒称“举荐”，以省试冒充“乡举”，以“英雄”替换“孝廉”，以智力测试取代道德风评，把古语“选举”的内涵从“乡举里选”偷换成“科举”，他们一直觉得是挂羊头卖狗肉。直到近代，看了西方的“推举之法”，不少士大夫马上想到：这才是古儒所讲的“乡举甲选”呀。所以很自然地，人们就把“选举”一词用来指称election（投票选举），而不再用来指称科举考试了

老子那个时代，还可以说你们何必那么积极进取，变化那么快干吗？现在小国寡民不是很好吗？他讲的“无为”其实是针对秦制。然而到了庄周时代，已经没有小国寡民了，恰恰相反，那时“霸道”已经成了一个基本的现实，强者为王，弱者为食，弱肉强食的秩序横行。这时候庄周和事老般地说，算了吧，算了吧，其实我们不必去争什么，这样顺着走，就挺不错。这时候他讲的“无为”，其实背后已经没有了西周式小国寡民的理念，顺其自然已经日益变成顺从秦制，变成不讲是非的犬儒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