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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思想家严复，认为周秦之变的实质在于把“宗法社会”变成“军国社会”。而追求“军国主义”，就必须实行一种独特的“个人解放”，即严复所谓“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这个“自立”当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只是要使个人摆脱小共同体的束缚而接受皇权的桎梏，充当“君之忠臣，父之暴子”，为效忠皇上而不惜坑亲杀熟

我们不要以今推古，想当然地认为不搞“右派”的自由放任，就是“左派”的福利国家。桑弘羊和商鞅、韩非一样，自由、福利都不给，他们是反对济贫，而支持惩贫的。桑弘羊是强国主义者，但是这个强国家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为皇帝服务的

In fact, the black workers were purposefully kept unskilled and were barred from high-skill occupations so that skilled white workers would not face competition and could enjoy high wages. In South Africa black Africans were indeed “trapped” in the traditional economy, in the Homelands.

自从日本和中国打仗了以后，“军国主义”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经常讲日本军国主义者如何如何。可是在晚清后，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军国主义，是一个褒义词。当时有识之士尤其是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看到一些中国应该学习的方面，这些人往往张口闭口都把军国社会当作他们追求的目标。“军国社会是我们的未来”，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后来日本人打我们了，当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此之前“军国社会”是中国人羡慕的

所谓的酷吏、所谓的法吏，不是以伦理为中心的，不是道德挂帅的，但必须强调，他们的治理不是以法律为准绳，也不是提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所谓酷吏，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中心主义的法家政治观，强调的是对权力的垄断。这种对权力的垄断与强调道德其实都属于人治，但是酷吏对法治的破坏作用——确切地说是对建设法治的阻碍作用，应该说要比伦理型的儒家人治更甚一筹。 我们清楚现代意义上讲的法治是什么。其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说穿了就是以人权为基础的一种法律秩序，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合法权利，应该得到保障。法律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的，因此，法律对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构成约束，之所以约束就是因为害怕有人侵犯别人的权利。那么谁最有可能侵犯别人的权利呢？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法治首先要限制谁？首先是要限制政府，限制有权胡作非为的人。至于限制老百姓，那是次要的事。 但是秦代的法家不是这样。我前面已经从理论上澄清了所谓法家主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家“守法”、法家虽然残酷但“恶法亦法，胜于无法”、法家的性恶论有利于法治，等等，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奇谈怪论。秦代法家讲的“法”治就是我前面讲的——“法、术、势”，主要是管老百姓的，不是管皇帝的；是维护皇权，而不是维护人权的。与现代法治精神恰恰相反，法家只讲权力（power），不讲权利（right）。因此不仅皇帝是不受制约的，任何有权者对于无权者都是不受制约的。法家的做法可以说它是不讲道德的，但绝不能说它是讲法律的。更准确地说，它只讲“权力意志”，是靠赤裸裸的无限权力来进行治理的

强国弱民”不仅是秦的事实，而且是统治者明确的追求。在世界各种学问中，大概商鞅、韩非之学，是最赤裸裸地提出国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是绝然对立的。也就是说，国要强大，老百姓就得趴下，国家的利益里是没有强民、富民这一项的。 《商君书》专门有一章叫《弱民》，其中就提到“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就是说，国家要强大，老百姓就得趴下；老百姓如果站起来了，国家就完蛋了，因此国家强大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要把老百姓彻底踩在脚下。而且商鞅说，一个国家要战胜敌国，首先要做的就是战胜自己的人民

Books also undermine the power of those who control oral knowledge, since they make that knowledge readily available to anyone who can master literacy. This threatened to undermine the existing status quo, where knowledge was controlled by elites. The Ottoman sultans and religious establishment feared 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that would result. Their solution was to forbid printing.

今天很多人对于福利政策也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他们的表述都不会这么难听，不能说这些穷人穷死活该，国家没责任。他们往往会说其实济贫用别的办法更好，比如发展民间公益组织或曰“第三部门”，会比国家救济更有效率。比如说福利可以少一些，自由应该多一些，这样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比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他们搞职业培训，会比救济帮助更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