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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里讲的“民少相公多”中“相公”指的是什么？在当时本是指俗称的太监。当然，这里指的不是真的太监，实际上讲的就是那些由于皇上宠爱而拥有权力的县太爷之类，他们本质上对皇上而言和我们是“平等”的臣民。县太爷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也不是他的农奴，但是他比我们的主人可怕得多。县太爷治下，中国会出现大量饿死人的事，农奴制下反倒是没有这种事的

因为道家这一套学说提倡的就是“顺其自然”，以逍遥的态度对待世事。用庄子的话来讲叫作“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也就是说我不太较真，不要太管那些是非曲直。我可以随遇而安，把一切矛盾化解为虚无，化解在庄生梦蝶、蝶梦庄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难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态度之中。庄子做了一个梦，梦见蝴蝶，然后他就想，哎呀，这到底是我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我？最后的结论是这两者虽然有分别，但可以互相转化，因此我和蝴蝶也差不多。如果思想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那的确是把什么都混淆和虚无化了。这个世界存在贪官污吏、独裁腐败等等，这都没啥问题，和理想世界的差别也不太大，看透了都一样。 有了这种游戏人生的心态，人们就可以在“儒表”与“法里”的巨大反差之间游刃有余，表现得漫不经心，以无所谓、何必争长论短的态度，适应说一套做一套的生存方式。在其他文化中，这样大的人格分裂或双重人格恐怕要造成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甚或造成因幻灭而自杀的社会病，但在中国有了老庄这种犬儒哲学作为“儒表”与“法里”之间的润滑剂，人们就会心安理得许多，而且显得虚无超脱。 后来的一些犬儒都认为，道家的这种态度是对法家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就讲过，统治者越专制，老百姓越犬儒，“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道家思想推广的利弊方的导向一望而知。 一般地讲，中国历史上有权者真正相信的是“法、术、势”，而要别人相信仁义道德；只我一家万世一系，尔等小民打破宗族各自东西。那些“操守虽清”却奴性不足，只想为万世开太平而不懂得趋炎附势的书呆子，不仅多灾多难，有时还被公开批判为只知“洁己沽誉”而受到惩戒。人们并不是傻子，那些成仁取义、殉道存德的理想主义者如东林党人、海瑞的下场有目共睹，通过文字游戏挑选聪明人而对道德并无分辨力的科举制度之奥妙也人所共知，因此以“难得糊涂”参悟人生，就成了中国源远流长的一种所谓的大智慧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观念真正的含义，要在这种观念和其他观念的冲突中把握。如果不考虑冲突，只看他正面讲什么话，老实说世界上各种观念的差别，我们都看不出来。我前面讲过所有的观念，都是用“好话”来表述的，都是用语言分析哲学中讲的“good words”来表述的，而从来不用“bad words”来表述，思想家从来都是提倡仁义道德，主张人要变好，主张这个社会要进步，主张高尚；很少有人主张我就是要杀人放火、尔虞我诈、坑蒙拐骗，没有公开这么讲的。但这些“好词”只是语言哲学所谓的“能指”，它的实际意义（“所指”）究竟是什么并不确定，这就是所谓的任意原则

The effort to build and consolidate absolutism in Spain was massively aided by the discovery of precious metals in the Americas.

有道是“上心莫测”，喜怒无常，而“法吏”照着皇上（甚至皇上授权的“上级”）意思来就行——他们治理国家的标准其实并不是法律，当然也不是儒家所谓的道德，而是皇帝的眼色。“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为了迎合“人主”，什么“挠法”“曲法”、玩法、枉法的事都可以干。名气更大的法家酷吏张汤，也是“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上面要整这个人，即使按照他们制定的法律这人没有罪，也要把他弄死。如果上面要保他，即使他明明犯了法，也可以受到包庇

Convicts were the only labor force, and the only way to incentivize them was to pay them wages for the work they were doing.

因为道家这一套学说提倡的就是“顺其自然”，以逍遥的态度对待世事。用庄子的话来讲叫作“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也就是说我不太较真，不要太管那些是非曲直。我可以随遇而安，把一切矛盾化解为虚无，化解在庄生梦蝶、蝶梦庄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难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态度之中。庄子做了一个梦，梦见蝴蝶，然后他就想，哎呀，这到底是我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我？最后的结论是这两者虽然有分别，但可以互相转化，因此我和蝴蝶也差不多。如果思想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那的确是把什么都混淆和虚无化了。这个世界存在贪官污吏、独裁腐败等等，这都没啥问题，和理想世界的差别也不太大，看透了都一样

9年农村生活使我有了种田人的感情，但这并未让我感到毛泽东所谓的城里人接受农民“再教育”“很有必要”，更没让我相信（同样是毛讲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它只是让我感到城里人与农民同样不自由，同样是“共同体的附属物”。如果说两者有什么不同，那只是城里人比乡下人更多地受到共同体的保护（“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只是乡下人，而我们这些城里人当时的“上山下乡”虽被视为一种不幸，但仍因享受所谓“知青待遇”而受到老乡们的羡慕），同时也更多地受到共同体的束缚（从政治控制到“单位”的约束，包括我们这种身不由己的“插队”）。因此到了摆脱共同体的改革时代，乡下人也就更易于挣脱束缚，更少付出失去“保护”的代价。但归根结底，改革对我们的城乡社会都是一种重构，城乡的人们都要在改革中完成从peasants到citizen，即从依附性的共同体成员到有个性的自由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