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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严密的控制其实就是为了维护皇权。可是我们知道，天底下没有一种制度是可以“永垂不朽”的，任何一种基于皇权安全的设置，都不可能让统治者完全放心，也不可能消除皇权面临的一切威胁。这也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原因

今天很多人对于福利政策也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他们的表述都不会这么难听，不能说这些穷人穷死活该，国家没责任。他们往往会说其实济贫用别的办法更好，比如发展民间公益组织或曰“第三部门”，会比国家救济更有效率。比如说福利可以少一些，自由应该多一些，这样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比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他们搞职业培训，会比救济帮助更大，等等。 只有韩非、桑弘羊们，敢于赤裸裸地讲，穷人不是懒汉就是醉鬼，他们穷死活该，救济他们就是养懒汉。桑弘羊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几乎完全重复了韩非的话。他在盐铁会议中就明确讲：你穷，说明什么？说明你懒。为什么要救济你？但是不救济又如何？西方“右派”会说，不给福利，应该给自由，鼓励他们自谋生计。但是法家却说：福利不给，自由更不能给，让他们四处流浪会有碍观瞻，给强国抹黑。所以国家应该强制收容，把他们抓去劳改，强迫劳动服苦役，这就是“愈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毛泽东曾大加称赞这种“孥贫怠以绝消耗”的“大政策”

9年农村生活使我有了种田人的感情，但这并未让我感到毛泽东所谓的城里人接受农民“再教育”“很有必要”，更没让我相信（同样是毛讲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它只是让我感到城里人与农民同样不自由，同样是“共同体的附属物”。如果说两者有什么不同，那只是城里人比乡下人更多地受到共同体的保护（“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只是乡下人，而我们这些城里人当时的“上山下乡”虽被视为一种不幸，但仍因享受所谓“知青待遇”而受到老乡们的羡慕），同时也更多地受到共同体的束缚（从政治控制到“单位”的约束，包括我们这种身不由己的“插队”）。因此到了摆脱共同体的改革时代，乡下人也就更易于挣脱束缚，更少付出失去“保护”的代价。但归根结底，改革对我们的城乡社会都是一种重构，城乡的人们都要在改革中完成从peasants到citizen，即从依附性的共同体成员到有个性的自由人的过程

因此法家说，赏罚要起作用，老百姓就不能富。因为一旦富了，老百姓就不会图国家的赏了。老百姓一定要穷兮兮的，因此国家给他们一点赏赐，他们就会拼命地卖力，像一群狗抢骨头一样，所谓重赏之下有勇夫。如果老百姓本来就很富，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富有，而不必靠谄媚摇尾乞怜，这个赏还有谁稀罕呢？因此商鞅说，老百姓是绝对不能让他们富起来的，“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

但是在法家看来，每个人不为皇帝着想那就是“私”，哪怕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舍已为人，只要为的不是皇上，那也是私，其至可能是更加危险的私，即所谓“亲亲则别，爱私则险”。只有每个人都为皇上坑亲杀熟，不仅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皇上，还要把别人的一切也抢过来献给皇上，那才是为公，即所谓“公战”

北宋末年的蔡京、蔡下这些人，从政治脉络来说都属于新党，用过去的话说，都属于“改革派”。当然，彼时讲的改革派是指强化国家垄断的改革派，不是像现在我们讲的要搞市场经济的改革派

Today you can’t take the train to Bo anymore, because like Tsar Nicholas I, who feared that the railways would bring revolution to Russia, Stevens believed the railways would strengthen his opponents. Like so many other rulers in control of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he was afraid of challenges to his political power and was willing to sacrifice economic growth to thwart those challeng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shaped the response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reating once again the familiar patter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xisting institutions and critical junctures leading to divergence i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outco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