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情况不复如是。有国家的民族——民族—国家——越来越不需要小说。这一点的最好标志是两个机构的普遍存在：信息部和文化部，一个世纪前人们几乎闻所未闻。民族的表征越来越多地处于它们的监管之下，而且成了视听媒体的工作，由专业化的政府公务员和广告人之流摆弄着。越来越多的昔日伟大小说，为了得到一个被人赏鉴的机会，必须忍受时代误植的侮辱，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BBC分集连播，或者通过标准化的全国课程向青少年强行灌输

我在《想象的共同体》中主张说，作为大众商品的小说的历史性问世，与民族（nation-ness）的兴起密切相连。民族和小说二者都是为同时性所化育，同时性则因源于时钟的、人为的“同质、空洞的时间”而成为可能；然后，它们又由“社会”所构成，后者被理解成一个有界的、处于历史之内的实体。这一切给人类开启了道路，可以想象跨代的、明确划界的大共同体，组成共同体的是绝大多数彼此素昧平生的人们；还可以推定这些共同体在向着无尽的未来不停滑行。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新颖性，就在于它能够共时地表征这一有界的、位于历史之内走向未来的社会。（民族史学将以历时性叙述补充这种共时性。）

但无论如何，历史学家注定要被取而代之，被他们的年轻接班人，也被历史时间自身的流逝：对此他们了然于胸。他们被人追念的最大希望在于这一种发展机会：追随修昔底德、塔西佗、吉本、米什莱和布克哈特的足迹，从历史学的移动宿营地悄悄挤进文学的安定静居地。然而在这些封神封圣的静居地，他们又不经意间接触到较优秀的小说家——还有别的人。如果他们在仍和我们相随的民族主义时代完成工作，他们会发现自己面对着令人生畏的竞争

至少书写的工作是日见其难了。越来越多地，这种工作是熟练工的团队和委员会在干。越来越多地，清晰的“叙述线条”（narrative line）被搅得模糊难辨，模糊它的，是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统计分析，还有来自世界史（Weltgeschichte）、女性主义理论、第三期的马克思主义、身份政治等等的搅和。今天，能够凭一己之力认真承担起叙述国家之任的、有真才实学的历史学家是非常罕见了：尤其是因为这样的人常常慎思过本雅明的锥心的格言。事情的真相是，团队生产的国家史，就照我们这个世纪的晦暗末叶所出版的那样，唤不起如火的热情，甚至好像还引出些许不安

马来西亚推行的极端形式的族群政治有一桩咄咄怪事，那就是华人对它的维持至关重要——而且不只是出于经济原因。由于过去二十年里马来人精英层损民以自肥，马来人社群内部的阶级冲突已经表面化。若非存在着华人的威胁，这些冲突必将变成马来西亚政治中的关键裂隙；结果，转弯抹角地，华人竟是现存政治结构的延续所必不可缺的。虽说如此，延续现行的政治安排也以一种狭隘的马来人方式，加强了国家安全机构；也延缓了马来半岛上真正公民社会的到来

马来西亚的政治谋杀一直比印尼低得多，即便是按人口比率来算。华人这个近乎多数的族群，人数太庞大了，经济上太重要了，国际上的关系太好了，不能够对他们大开杀戒

当我们转而比较性地审视民族主义的兴起时，记住殖民时代的状况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是殖民经验深刻塑造了民族主义

少数族群不但极惯常地认为新生的多数族群是堕落、怯懦或奸诈的，而且更加一本正经地认为自己又诚实又勇敢又守信，哎呀，还忠义。因此，新发现族群的这些被描绘出来的虚假特征，迅速深深扎根于疾变的政治环境中

新加坡长期执政的独裁者李光耀之所以同意最初的合并，是因为在对付新加坡左翼反对党上面，他认为需要帮助。到1964年，他已打垮了这个反对党，开始幻想自己是吉隆坡的大腕选手；那时节，马来人的政治精英几乎是委婉地撵他走了

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印尼有两百多家银行，大多数不可靠而且有政治关系，几乎全都负债累累。曼谷城市银行估计有70万套闲置的住房和办公室。马来西亚政府下令修建了世界第一高楼，不料竟发现它的场地大半租不出去。苏哈托政府在飞机制造业上投入了数十亿美金，尽管如此，它的产品缺乏FAA（联邦航空局）安全认证，几乎无人问津。诸如此类，一个个白象工程前仆后继。正是奇迹的长久延续，不但刺激了统治阶级，也刺激了新中产阶级，利用他们的高储蓄水平，投身到各式各样投机的、非生产性的和寻租的活动中去

他们发展起来的制造工厂同国内经济与社会只有微弱的背后关联，往往运作得有几分像飞地。结果，有钱的外国人和穷苦的本地人做了出口开发型增长的许多现实工作。但是这种形势的延续始终有赖于劳动力的低工资、低技能状况；有点显著改善就刺激投资者转移到更穷的国家，比如越南

印尼情况更糟。威权主义政府恶化了教育问题，它经常认为学生是个易变的危险群体，它还更多地运用教育系统灌输政治忠诚，而不是激发有创造力的青春心智

虽然中国的政治前景充满变数，但是极有可能，历史上它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那种中心作用，不久它将重新承担起来。它拥有的资源远胜东南亚任何国家，很长时期内它将是世界市场上不可一世的竞争者。因此，也许只有海外华人会留下一项经久的奇迹要素，纵然这个要素也有其可疑、脆弱的层面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取得了各种新进展。在这个时候，移民社群变得更加根深而稳定。尽管大部分移民久居贫寒（比如直到二战，他们构成了暹罗和马来亚的真正的工人阶级的主体），但是数量不菲的人，凭借勤奋工作的习惯与背井离乡带来的自由，顺着职业阶梯一步一步地攀升——小买卖、企业主、专门职业，甚至政府机构。尤其是在荷属东印度，这些人渐渐形成一个明显的中间层，介于殖民行政机构与绝大部分是农民的本地人之间

因而到1990年代，中国大陆终于有机会在制造业出口上打败东南亚了，这种形势看上去一定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回顾起来，可见这个亚洲第一大国离奇地隔绝世界市场四十年，东南亚奇迹部分地就是托它的福

战后恢复期间，从前的野心并未消失，只是采取了本质上是经济的外观。华盛顿自信它对日本的政治、军事控制，又热衷于将日本经济建成亚洲资本主义活力的基石，所以没有在东京的道路上设置什么真正的障碍

然而，泰共实在太弱，军方主控的泰国当局地位稳固，所以被捕的共产党人通常在监狱里受到善待，拷打和处死的事难得一见

译本中对它的删削再度起了疏远而非拉近这位民族英雄的作用

人们获悉，删节和现代化（对此格雷罗直言不讳）是必要的民族主义手段，以便让黎刹继续活在菲律宾青年心中，防止他的菲律宾人的荣光遭到盎格鲁—撒克逊人取笑。至此一切了然

人们获悉，删节和现代化（对此格雷罗直言不讳）是必要的民族主义手段，以便让黎刹继续活在菲律宾青年心中，防止他的菲律宾人的荣光遭到盎格鲁—撒克逊人取笑。至此一切了然。不过格雷罗对《不许犯我》的实际作为，初看起来，似乎跟这些明言的意图几乎不搭界

大约二十年前，当我初次阅读这些译著时，我不懂西班牙语，而且既然它们读来如此轻松流畅，我——以及我所认识的任何人——从没有想过，它们有什么异常之处。但是五年前，我选择了研究菲律宾民族主义，认识到我需要学会阅读西班牙语，于是决定通过对照格雷罗译本读《不许犯我》和《起义者》原文，自学西语。这种美妙、费劲、逐行的阅读立即让我豁然明白，格雷罗的译本以极有意思的方式系统地歪曲了原文。既然格雷罗本身是一个成熟老练、深富教养的人，西语也是运用自如，要说这种系统歪曲是由于草率或不胜任的缘故，看起来实在不可能。那又是何故呢？我在随后的篇幅里想要提出的意见是，那些歪曲主要是由1890年代和1950年代之间的民族主义意识上的一个根本变化造成的，也是由独立后马尼拉“官方民族主义”的蹒跚兴起造成的

最显赫的美语译本是嗜酒如命的反美外交官格雷罗（Leon Maria Guerrero）于1960年代译出的，至今仍是中学和大学的指定读本，但是同样有致命缺陷：以官方民族主义之名做了系统删节。性、反教权主义，以及任何可察觉的与当代国家有重大关系的话，通通被毫不留情地删除了，目的就是将黎刹变成一个无趣的、僵死的民族圣人

黎刹不会知道，选择用西班牙语写作，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黎刹就义五年之后，贪婪野蛮的美利坚帝国主义摧毁了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再度将这里的居住者降到殖民地臣民的地位。美语作为表现真理、具有国际地位的新语言，被引入菲律宾，透过日渐扩张的教育系统推广开去

最直接地，他即刻开始领会到西班牙自身的落后，这是他的自由主义的西班牙朋友们常常扼腕叹息的。这种见解使他处于殖民地的印度人或越南人通常不可得的一种地位，也是美国人来到马尼拉后他的年轻国人们不可得的一种地位：他能够从一个优势位置去嘲笑宗主国，几代人以来，宗主国就凭恃同样的优势嘲笑土著人。更意义深远的是，他遭遇了一种感觉，后来他形容为“el demonio de las comparaciones”，这个难忘的短语或可译成“比较的幽灵”。他以此表达一种新生的、躁动的双重意识，从此以后，这种意识使他不可能在感受柏林的时候不立刻想到马尼拉，或者在感受马尼拉的时候不立刻想到柏林。这里确实就是民族主义的起源。民族主义靠比较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