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宗教如此重要的功能采取了戏剧的形式,所以宗教形式便能够从严格限定的宗教行为转变为“社会剧”的形式。这种形式较为灵活,具有革新潜力甚或是革命性。演员的作用是给观众带来欢乐和打动观众,他一直比专司宗教仪式的人拥有更多的个性和创造性自由。当义和团的宗教形式成为戏剧表演时,它也获得了这种创造性潜力。旧思想、旧神仙和旧价值全被赋予了激进的新潜(41) 力。为建立一个没有基督徒和西方传教士的自由世界,义和团将世界作为舞台,上演了一出他们自己创造的社会活剧。1900年的大旱增强了其信仰的狂热,尽管他们的希望未能实现,但是他们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在近代中国继续上演的剧目里,义和团所曾扮演的角色是不会被轻易忘记的

人类学家们经常强调宗教仪式同戏剧表演之间的联系。(39) 具体到义和团的宗教仪式,这种联系尤为直接。神拳的仪式总是公开操演,人们像看庙会上的戏一样被吸引去凑热闹。当他们抛却凡人生活,呈现其附体的神的特征时,拳民们表演得与舞台上优秀演员一样好。义和团的反教行动在鲁西北真正开始蔓延,是在1899年春天。因为这通常是赶庙会与看戏的季节。两者之间的巧合也许不是偶然的事情。同样,1900年直隶义和团的活动开始逐步高涨也是在春天。在有些场合,义和团甚至占据戏台,在这个为他们提供神祇的舞台上,表演他们的降神术。(

义和团同样也有集体性降神附体仪式,但是他们并不限制民众接近神权,在这点上他们与太平天国有区别。按照这场运动中勤王者的逻辑,他们不需要集中革命权力。他们的意图是提供无数的神兵,赶走洋人,保护清王朝。他们根本不需要(或产生出)自己的将军或皇帝

我论述的焦点并未放在洪秀全的教义源于哪些基督教教义和中国典籍,而是集中在蜂拥参加其教派的农民身上。如同任何一种农民文化,中国盛产着累不胜数的导师、先知或简单平庸的狂人,他们宣讲着各种各样的邪教与教义。与其去了解他们的思想来之何处,倒不如弄清这些思想怎样吸引听众要有意义得多。我们也不应将邪教创立者与听众的关系视为纯粹单一性的

任何一场革命运动(包括太平天国,他们对儒教展开全面攻击,肯定是最具革命性的)都有一自相矛盾之处,那就是,它一方面必须保持其迥然不同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与此同时却又必须迁就传统的社会行为规范,以便使广大群众能理解和接受其革命理想。若没有基督教启示下的太平盛世宗教因素,太平天国就永远不会有一支斗志昂扬、纪律严明的军队,而几乎将清朝推翻。但是,倘若他们没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让对基督教末世论全然陌生的农民理解这种宗教,那么,起义将不可能发动起来。我认为,太平天国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借用一般的中国民间宗教形式,使他们的许多宗教行为得到理解

当1849年至1850年客家人与本地人村庄发生全面械斗时,拜上帝会是作为一个唯一能有效保护客家人的组织而出现的。人数居于劣势的客家人常被驱离家园,逃来加入拜上帝会。正如当时的一份材料所描述的那样:“为逃避他们的敌人和取得生活必需品,他们甘愿顺从任何形式的膜拜。”(

为取代此种无休止的争战,太平天国提出了一个天下为一家、上帝的子民人人平等的理想世界。他们许给世人一个“太平天国”,可以理解,这很有感召力。然而,它的感召力只是在广西(尤其是广西东南部)社会的特定背景下才发挥了出来。在珠江三角洲,生活也并非一片安宁与和谐,但是那里既存村庄和宗族结构至少比较稳固,足以防止大批信徒成为洪秀全的追随者。太平天国的教义首先是作为一种与现实对立的东西提出来的,它在广西之所以获得大批人的信仰,并非由于它同种族冲突的结构根本一致,而是由于它为摆脱这种冲突作出了承诺

然而,恰恰是洪秀全的宗教启示所具有的积极感召力最引人注目,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争斗分裂下的广西社会的缩影。到19世纪40年代末,客家人与本地人之间的冲突已经达到一种实际上处于内战的状态。村与村斗,族与族斗。在争斗中,人口较少、居住分散和生活贫困的客家人大大处于劣势。洪对这种争斗所造成的痛苦显然非常敏感,他直接提出这一问题,抨击狭隘的地方主义:“甚至同省府县,以此乡此里此姓而憎彼乡彼里彼姓、以彼乡彼里彼姓而憎此乡此里此姓者有之。世道人心至此,安得不相陵相夺相斗相杀而沦胥以亡乎?”(

(17) ,它更多强调的是如何才能大难不死,而不是怎样死后升天

那么,广西东南部地区的适宜条件是什么呢?大体上讲,它们是众所周知的:急剧增长的人口、该地区连接广东的江河沿岸经济发展的商业化、时疫和自然灾害、新近倒闭的银矿所引起的失业、山区土匪与江河海盗的活动、不安分的秘密社会的过剩、鸦片与食盐的走私,以及或许是最重要的——壮族少数民族部落、本地人和客家人之间的严重分裂。客家人是一个拥有自己方言的少数民族,他们到达这一地区较晚,居住在穷困的小山村。洪秀全本人便是客家人,他的首批信徒大部分都出自这一集团

鬼舞道门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它包含有类似降神附体的催眠术与刀枪不入的宗教仪式的内容。它也清楚地表达了北美印第安人对寻求一个不再受万恶的白人控制的自由世界的渴望。故而这次运动有许多东西令人联想到义和团运动。它可帮助提醒我们,华北农民并非唯一的希望能有一个不受白人侵略的世界和指望刀枪不入的宗教仪式能帮助他们造就这样一个世界的民族(

袁世凯是个重要人物,因为他的发迹与义和团运动密切相关,他的政治影响具有明显的权威性。但是,惧怕“庸众”威胁的并非只有袁世凯一个人。城市改良派精英,甚至许多革命者也和袁世凯一样对中国广大农民持怀疑态度。义和团显示了一旦广大群众的能量得到释放,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鉴于此,没人敢于发动这股力量去重振中华。直到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对农民运动进行了考察,并且看到那里蕴藏着一场席卷中国的大风暴,才真正有人敢于点燃火种,燃起另一场燎原烈火

然而,更根本的是,义和团运动使中国士绅特别害怕普通百姓卷入国家政治事务。因义和团运动而获益最多的是袁世凯。他在山东对义和团运动进行血腥镇压,为他赢得了外国人的好感。1901年12月,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华北的军事和对外事务。后来,袁世凯支配了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政治局面。他统治的方法是,强调军事近代化、行政集权化和官僚机构合理化。袁世凯赞同立宪政体,(159) 这一政体将建立在以旧士绅精英为基础的、有严格等级界限的选民之上。在袁世凯的政府中,普通人民没有任何地位,任何骚乱都将招致严厉的军事镇压

义和团运动彻底否定了将1898年的改革车轮倒转的顽固政策。清朝的最后十年是激烈变革的十年: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建立新式学堂、行政和军事近代化、鼓励发展工矿业、制订逐渐过渡到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的计划。但是,不仅仅是保守政策不得人心,而且人们开始怀疑北京和各省支持义和团的贵族,他们尽管颐指气使,但未必有能力引导中国度过这一危机时期。在以后的10年里,对当权者统治能力的怀疑引发了变更政府体制的运动,最后,1911年革命结束了清朝260多年的统治

朝廷的禁令和外国军队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相结合最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结束。不用说,这种方法不会使市民们对外国人有什么好感,但是,义和团那些五花八门的法术,其自欺欺人也是人所共见的

大多数丧生的外国人不是被官府处死,就是死于特别排外官员的直接挑动。在义和团自发活动的初期,暴力活动的范围一般局限在破坏不动产。只是到了1900年春天,相当数量的义和团民死在教民手中以后,教民的死亡数才开始上升。但是,真正的暴力活动尤其是反对外国人的暴力活动则出现在运动已停止向大众性方向发展,而满族官员们决定利用运动达到他们自己的仇外目的时候

中日甲午战争后,外国威胁交迫,清王朝处于极度混乱之中,朝不保夕。朝廷中确实有一些人意识到,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这次拳民危机,他们就可能促使义和团同那些具有明显反清倾向的分子结成联盟,民众反清暴乱自然就不可避免了。当时的中国史料上不情愿公开提及这种威胁,但即使是强烈要求采取强硬行动镇压义和团的外国人也承认,一旦实施这样的措施,义和团运动“将无疑把它的精力转到反清暴乱上”

据各种材料看,这些维护纪律的努力在运动的初期非常有效:几乎没有出现对非教民的抢劫和伤害,当北京出现秩序混乱时,罪魁祸首几乎总是官军,而不是义和团

随着与官府和外国军队的冲突越来越普遍,义和团伤亡大增。如何解释刀枪不入之术为何不灵,这对于保持士气极为重要。一些拳师似乎有点儿医术才能,能治伤,声称负伤者只不过是疲劳而已。但是如果伤势严重,则一律归过于违犯了义和团的纪律。(98) 这些人常被说成偷了东西。(99) 这样的解释是义和团首领们维持纪律的一种努力

争论双方对于义和团几乎得到农村的普遍支持这一事实并无异议,背弃义和团将冒着失去人民支持的危险。在直接面临着外国人军事威胁的时候,民众的支持尤其重要

在以后的诉讼中,保定的天主教主教出面干涉官府调查,最后官府对非教民尤其是阎老福作出了苛刻的判决,阎老福被指为罪魁祸首。阎老福显然是个有些势力的人,他的儿子是个生员,当地的地保和庙首都是他的亲戚。阎老福和他家人显然是能接受250两银子罚金,但让他宴请教民和他们的神父并当众叩头,则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任何自然灾害对农民的生存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从生态学角度看,旱灾自然是最难以忍受的。它既无法预料,又不能靠人力补救。水灾源于决堤,人们可以加固堤坝,采取修补措施。大水过后,或许还能留下肥沃的沉积物,从而有利于新种庄稼的生长。但是,对于受旱农民来说,除了祈雨等待,他们别无选择。等待令人焦虑不安,尤其是青年人。所以许多青年人整天去观看义和团操练,并发生兴趣,进而加入这一新的组织就不足为怪了。至于祈雨,当祈祷得不到回报,人们就开始问这是为什么时,义和团有现成的答案:教民们触犯了神灵。(45) 这样,人们对教民的怨恨增加了

传播义和拳法术的拳师似乎一直是向北活动,一直向他们所要支持的朝廷方向(北京)运动,向外国势力的中心北京使馆和天津领事馆运动。多数的义和团暴力活动都夹杂着当地村民反对当地教民的成分,但是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正是有外国人的大力支持,教民们才敢行凶作恶。要终止他们的罪恶活动,只有同他们的洋人后台交锋。这就是运动的矛头所向

官府的反对,加上拳民刀枪不入仪式的失败,足以中止一场从根本上说来是忠君行动的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把农民起义扼杀在摇篮之中,将运动扑灭,最多不过剩下几个漏网之鱼,亡命江湖。但是,义和团运动却不属于这类情况。运动在一个地方被镇压,在其他地方很快就会出现新的首领。由于排外极为普遍,拳民仪式简单易学,而且刀枪不入的允诺又极富吸引力,因此不久在周围县又会有人传播神拳魔术,召集农民打击可恶的洋教。正是义和团运动的这种逻辑,使得它在一个地区受到镇压,即意味着它在其他地区的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