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只能被看作一个没有生命的人

这些史学家不得不承认，有些人民意志的转移不是正常转移，而是由于狡诈、错误、阴谋或外交家、帝王和政党领袖的软弱而发生的偶然事件

乡下人不懂得下雨的原因，他们说“风吹乌云散”还是说“风吹乌云来”，要看他们要雨还是要晴。通史家也是这样的：他们说事件造成权力，因为这样说符合他们的理论；当他们需要其他论点时，他们就说，权力造成事件

近代史否定前人提出的赋有神权和直接受神意引导的人物，代之以天赋非凡的英雄，或者领导群众的各种人物，从帝王到记者。近代史否定以前符合神意的犹太、希腊、罗马等民族的目标(古人认为这就是人类活动的目标)，代之以自己的目标，那就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福利，并极其抽象地提出全人类文明的福利，而所谓全人类就是指占欧洲大陆西北角一小块地方的几个民族

这些议论和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像怎样从吃饭中获得最大满足一样，但对于那些认为吃饭的目的是取得营养，结婚的目的是建立家庭的人来说，这种问题是不存在的

这些问题在当时也同现在一样，只对那些把夫妇关系纯粹看成某种满足的人才存在。他们只看到婚姻的开端，而没有看到家庭的全部含义

以前，历史人物带领军队，下令作战、出征和厮杀，以此反击群众运动；现在则用政治和外交手段，用法律和条约来对付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

皮埃尔能赢得这个意大利人的热爱，就因为皮埃尔在他身上唤醒了心灵中美好的东西，并加以欣赏

在奴才的心目中不可能有伟人，因为奴才对伟大这个词有奴才的理解

在法军撤退时，他说：我们所有的运动战都是不必要的，一切听其自然，结果会比我们所期望的更好，应该给敌人一条退路，塔鲁季诺战役、维亚兹马战役、克拉斯诺耶等战役都是没有必要的，到达边境时应该还保留点兵力，他不愿拿一个俄国人去换十个法国人

库图佐夫不是凭智慧或兵法，而是作为一个俄国人，同每个俄国士兵一样，知道和感觉到：法国人战败了，敌人在逃跑，必须把他们赶走，但同时他同士兵一样，感到在这种季节以空前速度行军是十分艰苦的

俄国军队的行动应该像一条驱赶牲口的鞭子。有经验的赶牲口人懂得，最好是举起鞭子吓唬奔走的牲口，而不是迎头抽打它们

事实和历史记载之间所以发生令人难以理解的奇怪矛盾，就在于史学家写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将军们的美好感情和豪言壮语

俄军死掉一半，他们为了无愧于人民的崇高目的已竭尽全力，因此，一般俄国人坐在暖和的屋子里，提出一些无法办到的建议，俄国军人对此可不能负责

拿破仑的溃军以最快的速度逃出俄国，也就是他们做了每个俄国人所希望的事。既然法国人竭尽全力逃跑，为什么还要对他们大动干戈呢

没有纯朴、善良和真实，就谈不到伟大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承认没有善恶标准的伟大，就是肯定微不足道和极端渺小

一旦史学家说“这很伟大”，就不再有善恶，而只有伟大和不伟大。伟大就是善，不伟大就是恶。在史学家看来，伟大是被他们称作英雄的特殊人物的本性。拿破仑身着轻裘回家，任凭那些不仅是他的伙伴而且是(据他看来)由他带到那里的人灭亡，他还觉得“他很伟大”，因此心安理得

每当历史评论这条富有弹性的线拉得不能再长时，每当人的行动显然违反人类公认为善甚至正义的准则时，史学家就乞灵于“伟大”这一概念。“伟大”似乎可以排除善恶的标准。伟人无恶行。伟人无被控犯罪之忧

天才拿破仑更是心中无数，因为没有人对他发号施令。但他和他周围的人仍保持根深蒂固的老习惯：拟命令，发公函，写日报表；彼此称呼“陛下”“贤弟”“埃克米尔亲王”“那不勒斯王”，等等。但命令报告只是一纸空文，完全没有照办，因为不可能照办。他们虽然以陛下、殿下、贤弟相称，其实知道彼此都是些作恶多端如今受到报应的卑劣的可怜虫。尽管他们装出关心军队的样子，其实个个只关心自己，只想尽快逃命

陶赫杜罗夫又被派到福明斯科耶，又从福明斯科耶被派到马洛雅罗斯拉韦茨，在那里同法军打了最后一仗，而法军的溃败也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在这次会战中又有许多天才和英雄受到颂扬，但对陶赫杜罗夫还是只字不提，或者一笔带过，含混其词。人们避而不谈陶赫杜罗夫，反而清楚地证明他品德高尚

至于选择职业，也就是选择生活方式，现在完全受到限制，他觉得原是轻而易举的事。他忘记，生活条件过分优越，就会使人丧失需要得到满足时的幸福

没有痛苦，各种需要都能得到满足，以及由此而来的选择职业的自由，也就是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这一切皮埃尔现在认为就是人的最大幸福。只有在这里，皮埃尔才第一次尝到肚子饿时吃东西、口渴时喝水、要睡觉时能够入睡、寒冷时得到温暖、要谈话和听到人的声音时能谈话等快乐。山珍海味，整齐清洁，自由，这一切皮埃尔都已失去，只有这时，他才觉得这些原是极其完满的幸福

在行政方面，市政府的建立并不能制止抢劫，得利的倒是在市政府供职的人，他们借口维持秩序，不是抢劫城市，就是保护自己不受抢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