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庆幸终于看透将我们与另一个文明隔开的那扇阴暗的窗户，心喜于在另一边的阴影之间发现隐藏其中的类似形体时，有时我们不晓得自己只是在凝视我们自己的倒影

太平内战当时，有些英国人——在上海、在英国国会和在报纸上——极力主张，外国出兵介入中国内战以恢复中国秩序，长远来看对中国不是件好事，反倒会使中国人继续受老早就不再强盛与清明的腐败政权压迫。而伊藤博文在清廷攻下南京四十多年后的一番后见之明，有助于证明那些英国人的确有先见之明。他回顾太平天国战争后清朝的统治岁月，断言“自那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

攻下南京后的几十年里，虽有李鸿章与左宗棠等前将领和汉族官员推行改革，力图振衰起敝，但中国国势仍每况愈下。在国内，他们成就不凡，在消灭太平天国后又敉平了捻乱和回乱，使一度分崩离析的帝国恢复秩序。但对外战争所招来的巨额赔款使国库破产，而满清朝廷改不了的腐败与守旧之风，阻碍了他们的全面改革。国内或许已经安定，但放眼世界舞台，中国已落后于正以惊人速度崛起的邻国日本

一九一一年清朝终于覆灭时，中国将落入新一代反满革命人士之手。这些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反清前辈的作为，其中有些人剪掉辫子，留起长发，看起来就像典型的太平天国分子。还有些人写宣传小册，痛斥曾国藩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汉奸，为了保住满清异族王朝杀了不计其数的汉人同胞

事实上促进英国对华贸易的不是和平的降临，而是战争的持续。英国人的介入，使太平军无法拿下上海，使上海周边地区长期陷于战火，从而使中国的商人、财富和货物，为了躲避英国人所协助维持不坠的混乱，而大量涌进安全的上海。逃到上海的有钱人推高地价，为上海洋商带来可供他们买进再转手卖出的大量货物。此外，只要长江沿岸的战事仍炽，中国商人就愿意以高出行情的价钱，雇请挂外国旗帜而不会受到攻击的船只运送他们的货物，以策安全。但太平天国一灭，这些好处全部消失。长江恢复航行安全，外国航运业者的优势随之大减，而难民离开上海，使上海的房市跟着崩盘。战争期间的荣景为漫长衰退所取代，英国前两大商行在衰退期间破产

因为某些英国人——整体来讲影响力颇大的一群人——深信保住清朝，阻止太平天国主宰中国，乃是确保英国对华贸易继续成长，从而弥补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美国）之严重损失的唯一办法

由于混乱与暴力程度惊人，这场战争最令人惊愕的结果，或许是清朝在平乱后仍继续保住江山一事——而且不是在太平天国覆灭后苟延残喘几年，而是又存世了将近五十年，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汉人民族主义革命推翻。但不能说是清朝打赢了反太平天国的战争，而应该说是清朝获救——靠曾国藩的省级民兵队和英国人的随意干预两者联手而获救。这两股势力——一来自内部，一来自外部——彼此猜疑甚深，但他们各自的攻打太平天国行动，事后来看，似乎像是在协同作战。这两者都为拯救清朝而战，因为他们基于不同的原因，都深信清朝的存续比较有利于他们各自的未来

对朝廷来说，曾国藩于一八六四年七月抵达南京接管该城，不只是胜利的一刻，也是恐惧的一刻，因为他是当时全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叛军京城已灭，他的军队兵力无人可以抗衡。华中和华东实质上在他的军事独裁统治下，而且他始终未完全听命于朝廷。他的湘军为保住清朝的国脉而战，但他控制的地区大抵上位于清廷直接影响范围之外，尽管清廷几乎完全靠他来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但清廷无时无刻不是带着强烈的忧惧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两个战场对手首次照面，没有遗憾之情，没有惺惺相惜。对战败的李秀成来说，那绝不是和解的前奏，绝不是退出江湖、安度晚年的先声。这场战争不是以投降，而是以消灭画下句点。曾国藩将在接下来几个晚上花许多时间修改他对手的五万字供状，删除对湘军不利的段落，叫人誊抄全文，用线装订成书，上呈清廷，然后恣尔下令处死李秀成——尽管他知道清廷会命他将这名叛军将领活着押送北京

曾国藩在南京攻陷报告里加了不实陈述，说有十万叛军在战场上丧命，夸大他家人和军队的功绩，掩盖他们洗劫和施暴平民的事。他细心筛滤上呈给朝廷的资讯

南京陷落时，备受吹捧的湘军纪律完全瓦解。湘军士兵薪水微薄且只能勉强填饱肚子，离乡在外辛苦征战多年，终于拿下最后的目标之后，他们无视上级命令，肆无忌惮掠夺，使叛军首都沦为废墟。曾国荃公告禁止部队杀害百姓或掳走女人，但士兵无法无天烧杀掳掠时，统兵官视若无睹（有时候甚至帮助士兵这么做）。挡路的叛军全遭他们杀害于街头，较年轻的妇女被拖走，还活着的壮丁被强拉去当挑夫，帮他们将大批战利品——金、银、丝、裘、玉——运出城去。甚至有些进城调查劫掠情形的曾国荃个人幕僚，都遭四处为非作歹的成群湘军士兵抢劫和殴打

如他们所认为的，拜英国努力镇压太平天国之赐而大增。自英国开始积极剿灭中国叛军后的几年里，来自对华贸易的总收入其实增加了两倍。换句话说，帕麦斯顿及其支持者能辩称他们受到唾弃的政策其实成效卓著，不管道德上有何可议之处或政策上有何矛盾之处，他们在中国的冒险举动已协助英格兰顶住美国内战对其经济的冲击

阿思本和戈登请辞的消息传回国内之后——民众看清清军的残暴，看清有他们同胞参与的那场屠杀之后——英国国会里冒出熊熊怒火，英国政府对此做出回应，最终向外界证明它比小孩或傻子还要强。苏州杀降消息传到英格兰后，帕麦斯顿政府眼见民意支持骤降，立即撤销允许英国军官在清军任职的那两道枢密令，更另外下指令给上海的英国当局“明确撤回戈登少校的休假和为中国皇帝效力的许可”

他们“通常和人一起掠夺，协助他人侵犯，保护并推崇冒险者，在这同时又同情受害者，痛斥远征，谴责既有政策”。他认为，如果英格兰希望在华的通商继续成长，最好就不要为流血杀戮和攻城略地这种若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必须付出的代价，装出惊骇不已的模样

当初，宁波的清军主帅一开始未能利用乐德克的援助时，何伯曾沮丧地写道，由于“清朝官员的懦弱跟无能”，他和他们根本合作不起来。而一如何伯下的这句评论，阿思本和戈登两人在中国的有志难伸，证实了卜鲁斯的乐观盘算——英国可用清朝作为代理人，恢复中国境内的秩序和商业，或至少英国可在无损自己颜面下做到此事——根本是一厢情愿。有人更甚至推断，如果英国真希望中国安定，此后就得自己来

它表明那些支持戈登此次任务的英国人错了——事实上非常天真——误以为“中国人”戈登完全主导征剿中国叛军的行动。他们洋洋自得于英国在教导清廷如何打它自己的战争，以为他们的绅士军官是清朝军人的表率，为他们立下效法的榜样，结果他们错了。简而言之，苏州杀降之事终于让英国人看清楚，尽管在华那些骄傲的英国代理人一再反驳说他们不是佣兵，但其实他们就是佣兵，一直都是

舰队最后亏本卖掉，送回印度和英格兰。当初在英国国内大肆宣传外加种种保证，结果落得这样的下场，令英国人大为难堪。但更难堪的在于，这是一记警讯，说明卜鲁斯和李泰国所构想的大英帝国与满清帝国之间温文有礼的合作——他们已说服英国首相和财政大臣都接受的合作——其实根本毫无基础。先前卜鲁斯说服罗素和帕麦斯顿在中国内战中站在对抗叛军的一方时，把清朝的新政府说成是个听话而开明的中央政府，但事实渐渐表明，完全不是如此

常胜军积欠的薪饷愈来愈多，士兵开始在其大本营松江府劫掠商家

光是在上海，到了一八六二年，已经有一百五十万人挤进上海县城和租界，以躲避外面的战火。最有钱的难民住房子，但大部分是穷人，住在用草席搭的简陋栖身之所，或住在多到塞满水道的小船上。还有些难民连遮风避雨的席子都没有，他们挨在一块，风餐露宿。随着春天降临，绕过租界边缘的小河因季节性径流的流入，水色变褐，河中满是从上游稻田挟带下来的泥土和粪便。到处可见半腐的尸骸——有些是牲畜尸骸，有些是人尸——漂浮于恶臭难闻的水上

当时，夺人性命的不只如雨般落下的炮弹和弹丸、爆炸或短柄小斧与长矛；不只传染病和屠杀，或自杀；不只战区里令人苦不堪言的饥荒。在战区，衣着褴褛的幸存农民努力填饱肚子，向声称管辖他们的机构缴税。无处可逃

在东部，清军势力有可能已被扫荡一空。这时李秀成几乎掌控江苏、浙江两省全境，而在承平时期，这两省上缴的税占了清朝年收入的整整四分之一，被誉为“因拥有丰富资源而在任何方面都非世上其他同样面积的地方所能比拟的地区”

驻宁波最高级官员，宁绍台道的道台，买了一艘小汽船，停泊在近岸的海上，家眷和家当都搬到船上，但他只顾安排自己的后路，未邀守城主将一起逃跑，守城主将愤而要官兵阻止道台离城，因而那艘汽船航往上海时，只载了道台的家眷

清朝正使用来自通商口岸的关税支付英国战争赔款，因此，关税的顺利征收与英国本国利益密切相关。如果叛军拿下通商口岸，切断清廷的贸易收入，清廷将无法偿付赔款（这时仍有数百万两赔款待还），叛军实际上将会切断英国的收入来源——几乎可以说是向英国开战的行为

罗孝全表示，当前在中国进行之事，不折不扣是上帝对不愿事奉他的清帝国——甚至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惩罚报复。罗孝全深信，一如约书亚消灭迦南人，太平天国也是在遵奉耶和华摧残满清帝国的旨意。最后，他为这场战争的发起给了极尽冷血的理由，断言：“从最崇高战争的角度来看，如果杀掉这国家一半的人，将使另一半的人得以认识何为正义，那其实不是比维持现状来得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