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想，中国改革的最初原动力是什么？一个恐惧，一个饥饿，到底哪个因素更促使底层形成了改革的冲动，或者叫愿望，情况可能很复杂。对于农民来讲是饥饿，对于知识精英来讲可能是恐惧，这两个东西是改革最原始的动力

世上不缺张口就是大道理的人。但不考究史实，以想当然论事的大道理，不仅不能服人，而且会遗人以柄，见笑大方

在领导人的思想体系中，理论也常常是滞后的。不是从理论中找到应该怎么办，而是在事后总结中的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所谓理论创新，实际上不过是后来的政策说明，并非是由学理阐发出来的

中国必须逐步实现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但通向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仍然只能是渐进的中国式的，应当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文化背景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化模式和路线图。中国不能丢弃自己的优势，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正在于它吸纳优秀文明成果的包容性，有不断改革的能力和自我调适的空间

当下中国的问题不止于此，还在于商业原则渗透到精神领域。从政界、学界到社会，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似乎无往不克，利益交易的潜规则盛行于社会。当官员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危害不只是腐败本身，更在于损坏了一个健康社会赖以维系的基本的公平和价值准则，导致社会底线失守，社会诚信流失，社会乱象丛生。人们不能只生活在理想或幻想之中，但生活中不能没有理想。一个价值空洞化的国度不可能成长为真正的现代强国

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坏东西，那么，一个是贪婪的资本，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资产重组中的利益输送、证券市场的疯狂圈钱、房地产泡沫中的利益链条、工程招投标中的黑洞、城市建设中的强制拆迁等，大都能看到官商勾结联手分赃的身影。近30年是中国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财富分配不平等发展最快的时期。社会分配的恶化主要不是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而是财富分配过程中公正原则的丢失。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弱势群体越来越与经济高增长无缘，这样的状况继续下去必将导致社会分裂

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坏东西，那么，一个是贪婪的资本，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

不可否认，近30年中国的发展奇迹，政府是一个推手。然而，政府（实质是官员）之手伸得太长，公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其结果必然是权力寻租现象的广泛产生。权力腐败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消除的现象，但中国现今的腐败具有转型期的独有特征。庞大的国有存量资产为少数与权力靠近的人化公为私提供了机会；数不清的行政审批和管制是官员设租寻租的理想平台；巨量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提供了获取灰色收入的巨大空间

革命”是最神圣的字眼，也是最令人畏惧的字眼。人人都争当革命者，又都是革命的对象。党内干部大都不能避免挨整的命运，又极少有人没有整过人的记录，累积下来，几乎所有社会精英阶层都受到伤害

20世纪的革命者都陷入一种“理性的自负”，认定自己选定的方向是人类的必由之路。这种“历史必然性”被赋予一种不可挑战的宗教性权力。为了实现目标可以超越于法律之上采取任何强制和暴力手段，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包括人的自由甚至生命。任何超越历史的社会方案必然会遭到实践的惩罚和社会的抵抗，并不断引发激烈的争论，因而强制就成为实行这种方案必不可少的手段

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这就在苏联形成了一个不受法律约束、不受监督的一党专政制度。它与东方专制主义和企盼好皇帝的文化传统结合，演变为个人专制只有一步之遥

马克思曾经设想，在消灭了私有制后，就可以摆脱“人对物的依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然而他所期待的“自由人联合体”并没有出现，摆脱了资本的奴役，却跌入了无所不在的体制之中。在这个体制中，个人无条件服从国家又高度依赖于国家，自由选择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没有竞争没有选择也就没有创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追求平等，造就了一个平均主义的同质化社会，然而，追求平等主义得到的结果是一个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其特有的不平等，不是基于财产权和市场竞争，而是基于制度安排

另一方面的原因更为根本，就是它无法解决“激励问题”。计划经济消灭了竞争也就消灭了大多数人的工作动力，消磨掉了劳动者和管理者的进取心和创造力，致使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尤其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必须不断地进行政治的、思想的动员，以保持民众的持续热情，从外部注入经济社会驱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总是运动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计划经济扼杀个人自由。所有资源都集中到国家手里，使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无远弗届，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固定在特定区域和单位之内。人们得到了某种安全保障，却以失去自由为代价

另一方面的原因更为根本，就是它无法解决“激励问题”。计划经济消灭了竞争也就消灭了大多数人的工作动力，消磨掉了劳动者和管理者的进取心和创造力，致使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尤其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必须不断地进行政治的、思想的动员，以保持民众的持续热情，从外部注入经济社会驱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总是运动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永远不可能“终结”，人类对于良序社会的追求不会止步

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表明西方古典资本主义文明面临巨大危机，也迫使西方国家进行制度改良。在保持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关注社会平等，推行福利主义、劳工保护和累计税等政策，把一些社会主义诉求内化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让所有人都依赖这个体系，革命消弭于无形

众所周知，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率先起飞，是由两大因素推动的：一是引进外资和技术，二是雇用数以百万计的拿低工资又特别吃苦耐劳的农民工

中国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命令经济而不是理性计划经济，前者较后者更缺乏效率，但放弃它所付代价要小得多

然而，从中央到地方，的确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官员。他们之所以敢作敢为，大多是出于对民众极度贫困深深的同情和愧疚，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责任感

如果说党内高层在实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仍然迟疑不决，那么对实行法治则有高度的共识。一方面，作为“文革”中的受害者，他们普遍地尝到了自己参与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厉害，尝到了无法无天局面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仅仅以政策治国难免多变，只有健全法制才能长治久安

还有一些社会成就不应忽视，如就业保障、教育大众化、医疗机会均等化、妇女解放等。人口平均寿命、人口识字率、婴儿死亡率等几个社会指标，中国都高于同等经济收入的国家。毛泽东时代大众教育的普及和流行性疾病防治的成效，为后期发展准备了高素质的劳动者。这都成为后期发展的重要基础。无论怎么评价毛泽东时代的发展绩效，那一代人为国家建设做出的奉献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是不应被忘记的

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年甚至比1978年更重要。因为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任何实质性变革的契机都是最高权威的过世。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结束了“文革”，政治转轨的机会已经出现

但对于多数民众来说，这些运动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人们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反复无常的党内斗争。文化大革命没有给普通民众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承受了社会动乱、经济停滞、文化凋敝、普遍贫穷的后果。各种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数以千万计的人遭受政治上的迫害和株连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他对自己的理论从来没有动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