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分析中，阿伦特试图将进步的观念、现代性的观念与极权主义诱惑的观念联系起来。现代性顾名思义地超越了一切限制。现代人总是想走得更远，从来不愿接受他的存在的各种限度。他从来不会“走累了”并且去追求不朽。他试图超越他的尘世牵连，并已开始在外层空间中计划未来。对于阿伦特来说，这种进步观念是傲慢的一种形式。它表明，现代性是对人类固定限度的反叛。阿伦特认为，她能够将这种傲慢的历史起源追溯到文艺复兴以来愈演愈烈的权力观念和控制自然的观念

阿伦特的分析的迷人之处，也是令人不安之处，在于现代性的分化和合理化带来了无根的或没有认同的个体，他们自觉多余，因此被那些能够为他们提供新目标和新认同的领袖所吸引

在极权主义条件下，人类被剥夺了行动的能力。极权主义政权把行动看作是一种威胁，追求公民生活中的可预见性行为，以求更容易地控制他们。这些政权竭尽所能地关闭“公共领域”，以孤立、原子化人民。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孤立的和原子化的个人的出现（自由社会的一个消极面），他们没有本真地行动的能力或机会。因此，现代的“众人”，是新的独裁统治的对应物

关于现代性之不满的阴沉的弗洛伊德式观念与尼采的批判不谋而合：我们谈论真理的时候，潜台词却是生命意志！所有的陈述都有所过滤，而把其余东西留在阴影之中。它们揭示某物，其代价却是遮蔽了现象的其他方面。因此，真理与谎言携手并进，真理背后隐藏着的是生命力量和权力意志。在科学活动和政治生活中备受称赞的合理性，其实质却是隐蔽的权力。因此，种种价值，无论是神学的还是人文主义的，因而都被揭示为幻觉。可信之物不复存在。一切虚假的希望都烟消云散了。欧洲虚无主义终结了。只有通过艺术和崇高的行动，我们才有可能突破合理性的铁笼子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弗洛伊德的理性和自主性批判，尼采的道德批判：我们相信是对自由而道德的行为和态度的理性说明的那些东西，实质上是一些自圆其说，是对现实的无意识扭曲，是幻觉。自由的理性的个体的形象，被打得粉碎。留给我们的，是隐蔽的需要和欲望的幽幽大海。启蒙和知识只是一种外在的文饰，对它们的信念可能是一种危险的幻觉

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科学化和技术发展有增无已。同时，社会整合和政治治理更趋复杂，也更成问题。我们的流动性和角色范围，就如同我们对自然与社会的控制，也更大更宽。这些就是“现时代”，工作和休闲中的“现时代”：更多的选择自由、更高的权力集中，连同短期的视角和长期的无政府状态

柏克和托克维尔，卢梭和赫尔德——这些人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提出了批评：他们强调传统的力量，进步的模棱两可性质，以及由个体的自主性而来的种种破坏性倾向。这些是对“现代性方案”的保守主义批判的基本主题

在政治理论中（从洛克到密尔），个人是合理性的承担者，不管是在市场中，还是在政治或法律中。启蒙了的主体挺身对抗无知和偏见。进步就是科学和启蒙的增长、对自然的技术控制的增长，以及物质福利方面的增长。独立的行动主体和认知主体的观念，科学和启蒙的观念，以及进步和理性的观念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现代性概念

萨特认为，对于人来说，“存在先于本质”。他的意思是，不存在什么规范，或者造物主所灌输的“神圣的思想”可以告诉我们该对我们的生命做些什么。因此，我们是在如下意义上是自由的：不存在客观的规范或规定

我们之所以参加论辩并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学习。我们对这样一种可能性保持开放，即反对者可能是对的，而我们的立场则是错的。我们对双方都能借助的理性的共同使用充满信心。对波普尔来说，这就是理性主义，在公开的争论中依赖于对理性的运用

波普尔认为，一个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证伪的，它就在多大程度上是不科学的

一般公众对科学研究细节的了解也许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但这至少能标示出这样一个重大的收获：相信人类的思维是可靠的，自然规律是普天之下皆准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中，“自然之书”被认为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几何学超越了那些可借助直接感知而获得的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可以把握自然的内在结构。因而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规律是用数学语言表述的

韦伯认为，在事实和价值、所是和所应当是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差别。作为科学家，我们只能评论事实，而不能评论价值

现代人的过敏将他置于真空之中。西美尔认为，我们时代的人在承受痛苦，因为他们既与现实太近，又与现实太远

在大都市中，我们被各类印象所包围。西美尔认为，每个人的“神经生活”变得紧张起来。现代人变得有些过于敏感。为了逃避这种紧张的压力，他们便在他们自己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创造一种距离。为了逃避日益增长的印象——声、光、图片——他们试图把现实关在门外。这样，在城市的居住者中，就产生了一种典型的厌倦享乐的心态。为了生存，他们变得沉默寡言，并和环境保持了某种距离

在初级群体中，接触的频率和关系是连续的、亲密的，而在次级群体中，关系是任意的、形式的和非私人的。这意味着，在初级群体中，交往的手段是语言、摹仿和姿势，在次级群体中，它们往往是书信、简报和电话交谈

托克维尔认为，把美国人维系在一起的首先是对金钱和效率的共同兴趣。在此，他预示了对所谓大众社会的现代文化批判

记住这一点很重要：政治上关键的是极端分子与和平信教者之间的区分，而不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区分。可悲的是，今天大多数极端分子是政治化的教徒

这些宗教，这些相信上帝或真主是最终立法者（和审判者）的宗教，确实一开始就与民主传统有矛盾：神法必须凌驾于人法之上

福山对美国政治的发展明显持批评态度：制衡太多，高效而专业的国家科层制太少；依福山之见，民主和法治在美国来得“太早”

法西斯主义之内有许多矛盾。纳粹持一种种族主义-共同体的观点：共同体或种族高于个体。因此，当共同体需要时，就必须牺牲个体。但与此同时，纳粹又培植英雄，即伟大的领袖们。纳粹抬高共同体、种族，将其置于怀有主观的、混乱的意愿的个人之上。但是，他们也抬高以铁腕来统治没有思想的群众的元首。他们把民族置于个体之上，把元首置于群众之上

法西斯主义还在如下意义上是非理性的：他们刻意地通过神话而不是理性来寻求问题的解决

社会民主党人的特点是政治实用主义。他们试图在此时此地有所作为以改善处境。他们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表示怀疑。在很多方面，这种对理论的怀疑是有理论基础的：现实太复杂、太动荡，以至于难以用理论构造物来充分地加以把握。不能指望一种严格的意识形态能够解决统治问题、官僚主义和行政问题、教育问题和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