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观之，蒋介石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祟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介石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介石重用胡宗南几十年，但关键时胡宗南却让蒋等大失所望

邱清泉为蒋介石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他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向他求援，邱清泉居然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

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极大地限制了战场主官的灵活性和能动性，1947年6月，国民党颁定“制定剿匪作战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也说行动秘密和迅速机动的重要，但是蒋介石却具体布置作战部队是否带重武器装备的问题。邱清泉向蒋报告，因装备太重，行动迟缓，错过战机，蒋介石则训示：“重武器如一时不易留后，亦需编配在一个旅之中，而将其他两个旅完全成为轻装备之机动部队，方能适合目前战役之要求”，蒋介石的指示细密具体到如此程度，很难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蒋介石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 ,“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毫无创意，机械搬用之，前线指挥官就不能随机应变，当机立断，怎么能追得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

蒋介石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非常僵硬呆板，他一向喜欢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介石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介石的指令有错也执行

在判定“右派”时，家庭出身和历史背景起最重要的作用，许多“家庭出身不好”、历史经历复杂，或有“海外关系”，在历次审干运动中都受到怀疑而查无实据的人，虽然本人在运动中没有任何“鸣放”言论，也被一劳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

如果老工人注意奖金、工资一类，则会被认为是“经济主义思想严重”，“思想觉悟不高”，也不会被划入“先进”工人行列。“落后工人”则指青年工人，所谓“落后”是指青年工人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怕苦怕累，追求享受）的影响

50代中后期后，一方面是毛泽东的专断性急剧发展；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自信，坚信自己已充分掌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于是，在他的不可违逆的意志和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面前，任何形式的政策纠错机制都无从建立

但在进入长期和平建设阶段后，迟迟未能建立起以法律为中心，体现共性和个性相协调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现代公民文化就缺少了基石，这必然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带来消极影响

毛泽东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所掌握的力量将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远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唯有人民的化身毛泽东，才能给人民以思想

丁玲给自己的受难找到一个“合理化解释”，这就是周扬等耍弄权术、瞒上欺下，一手遮天，蒙蔽领袖，使她遭受了几十年的苦难。对领袖的信念和对周扬等的憎恶是互为联系的，她将对毛泽东的信念深植心中，也将对手永远盯住，成了她在漫长的艰苦岁月能活下去的精神力量

丁玲受的苦难超过了阿赫马托娃，但她没有勇气揭露极左文化的罪错，她可能从自己几十年的痛苦经历中悟出：极左力量太强大，惹不起，于是唾面自干。她晚年复出后写了不少作品，除少数外，已失去了年轻时代的锐气，更少了思想的光彩。她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学会了世故

中国的极左文化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要专横，斯大林还保留了俄罗斯18、19世纪的文化传统和典籍，还给予知识分子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希望他们用他的“伟大理想”去改造人民的思想，中国的极左文化则更自大、更狂热，不仅对知识分子一概不信任，更要在一片“旧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宫殿，最后除了“领袖崇拜”的形式主义，在文化上什么也没有留下

极左文化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完全演变成文化“废墟主义”：除了满世界的“红宝书”，再加上“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作为象征的马恩列斯、鲁迅，一切中外文化都在禁止之列，而当全国各地纷纷举办有数万或十多万群众参加的对领袖的“敬颂”活动时，所谓革命文学或革命文艺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只落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极左思想是有一套内在逻辑的，它以“不断革命”，“阶级斗争”，“为全世界三分之二人民的解放”等宏大词语和未来光明的远景直指左翼知识分子的灵魂，将他们拉上“烈火战车”，一路风驰电掣，又将无数的左派甩下，被抛甩下来的人，并非就是异类，只是随着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在“左”的显微镜的放大下，他们的“左”已演幻成了“右”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看到的只是周扬冲锋在前，听到的是他声色俱厉地批判丁玲、冯雪峰，却长久不知道在周扬的后面还有最高领袖的身影。一份当年亲历者的材料透露，1956年冬在中宣部复议丁玲申诉的一次会议上，周扬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在周扬讲这番话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在场，他没有对周扬的话表示异议和反对，而了解周扬的人都知道，以周扬的个性、作风和他对毛泽东的尊崇，他绝无胆量捏造毛泽东的讲话

更重要的是建立意识形态的新秩序，不可能在风平浪静中进行，所谓“不破不立”，批判一两个原国统区的作家、文人，对社会的震动不大，而把大名鼎鼎的左派文人胡风和他的“同伙”定为“反革命集团”，再揪出党内的大作家丁玲，则可以让全国的知识分子受到震动，使他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大大有利于意识形态新秩序的建立和巩固

这是因为原国统区的文人、教授都比较老实，置身在建国初万众振奋、新中国气象万千的历史转折的关头，他们看到那些意气风发的、来自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老革命”、“老干部”，许多人的内心都有很深的歉疚感，革命理论家用“立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曾经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服务”等几个概念，就很容易把他们引导到“思想改造”之路

因为在巴黎，丁玲既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为党做有力的宣传和募捐工作，也不致使丁玲对革命有近距离的接触，而一旦和革命有近距离接触，未经革命烈火长期考验的左翼知识分子随时有可能从动摇走向幻灭

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要满足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心理、情感要求，左翼文化人却深受五四“改造国民性”等“启蒙”思想的影响，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化身——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左翼文化人却喜欢高谈“个性独立”和“抽象的平等”，对敬仰和服膺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大救星”

在历史上，左翼文化人和革命的关系一直是一对难于解决的矛盾：左翼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左翼知识分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集体主义发生矛盾

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鞍钢针对群众中对“大好形势”的普遍怀疑，在1961年还开展了一场回忆对比的活动，动员群众通过回忆旧社会的苦，激发对社会主义的爱。只是这场活动的效果十分有限，因为大多数工人都很实际，只会从眼前的粮食短缺以及百物皆无的角度来观察“苦”和“甜”的问题

碍于当时经济形势的极端困难，上级部门才没有立即对他们开展斗争，但已将他们的言行记录在案，几年后．他们都遭到了批判

粮食的空前紧张犹如泰山压顶，鞍钢的部分工人误认为农村情况要好于城市，于是向领导提出返乡务农的申请，第一炼钢厂平炉工人有3%—4%要求返乡。还有一些工人不辞而别，私自跑回家乡去“保命”。鞍钢工人逃跑回家并非始于1960年，早在1959年就有不少新进厂的工人因害怕苦干和工伤事故而私自逃跑回家，但是1960年8月的农村情况远比1959年恶劣。1960一1961年．辽宁农村已普遍发生断粮、绝粮的现象，当跑回家的鞍钢工人发现这一点时已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