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基石是中产阶级社会，而不是拥有中产阶级的社会

在我看来，一边是有效强大的国家，另一边是基于法治和民主负责制的约束制度，将两者结合起来的自由民主制，要比国家占支配地位的政体更公正，更有助于自己的公民。这是因为民主政治隐含的政治主体性，本身就是人类生命的重要目的，可以无关乎这个体系产生出的政府的质量

有理论认为，中产阶级在经济上拥有“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价值观，包括自律、勤奋、鼓励储蓄和投资的长远眼光

研究显示，中产阶级拥有不同于穷人的政治价值观：他们更看重民主，想要更多个人自由，对另类的生活方式也更宽容，等等

文化发挥的作用很重要，但很难量化。新教精英不满意城市政治机器和依附式移民带来的腐败，在道德主义的驱使下，参加了支持改革的动员

拥有财产和教育的强大的中产阶级，更有可能相信产权和民主负责制的必需。他们要防止贪婪和不称职的政府对自己财产的侵犯，可能也有参与政治（或要求参与权）的空余时间，因为他们的较高收入给家庭生存提供了较好的保障

暴力在创造政治秩序上的作用似乎是矛盾的，因为政治秩序的存在首先就是为了克服暴力。但没有一个政治秩序曾永久地消除暴力，只是将暴力的组织层次推到更高水平

人类的悲剧之一在于，暴力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特别在现代国家的创建之中。人类为了合作而竞争，又为了竞争而合作。合作与竞争不是二选一的方法，而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且竞争频频采取暴力的形式

马克思当初的“资产阶级”定义，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现代世界的特点之一是，这种形式的财产通过股权和养老金计划，已呈现极大的民主化。没有大量资金的个人，只是在从事管理或专业的工作，其社会地位和眼界也往往不同于打工仔或低技术工人

与西方遭遇后，东亚的传统政权都分崩瓦解，到最后，再以本土的政治传统为基础，重建了强大国家的新制度。新兴国家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统治中国的政权宣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宗旨，日本和韩国拥有西式的自由民主制。东亚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的实践：中国鼓吹有自己的行政模式，但它的法律体系和微观层次的制度，都深受西方和国际惯例的影响。但东亚主要国家的重建，都以官僚体系为内核；这个内核源自他们自身的历史经验，而不是靠西方国家的出口

从政治角度看，中产阶级地位的重要标志是职业、教育水平和可能会被政府没收的财产（房子、公寓和耐用消费品）

中国的儒家思想流传到邻近的日本、韩国和越南，无须凭借入侵和占领，就在那里创建起中国式制度

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思想家就认为，稳定的民主政体必须依靠广大的中产阶级。贫富悬殊的社会容易出现寡头统治或民粹主义革命。马克思相信，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永远是享有特权的少数。到20世纪下半叶，中产阶级却成了最先进社会的人口的绝大多数，从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

政治秩序的不同组件之间的紧张意味着，好事扎堆并非易事。良好的自由民主制，在三个组件之间拥有某种平衡。国家、法治和负责制都会阻碍彼此的发展。所以说，引进不同制度的先后次序至关重要

梅利莎·托马斯（Melissa Thomas）指出，像美国那样的富裕国家，每年花在各种政府服务上的费用达到人均一万七千美元，如果不算外国的捐款，阿富汗政府仅花十七美元。它收到的财政经费，大都浪费在腐败和欺诈上。毫不奇怪，阿富汗中央政府在自己领土上只拥有很少主权

民主本身也有紧张。努力提高民主参与和透明度，实际上可能在降低整个体系的民主代表性。生活在民主国家的广大群众，根据自己的背景或气质，根本无法作出复杂的公共决策，却被要求一再参与选举和公投。这个过程往往被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所操纵，以追求自己的狭隘目的

以前的政治是两极分化，一边是富裕的寡头，另一边是大量的工人阶级或广大农民，在从事有关资源分配的零和斗争，现在有了大大改观。许多发达国家的旧寡头，或是演变成更具创业精神的资本家精英，或是消亡于革命和战争。工人阶级通过工会和政治斗争，为自己赢得更大特权，在政治观上转变成中产阶级

19世纪末，明治寡头的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成就之一，就是创建了日本的现代大学网络，让毕业生来充实东京的新官僚体系

布鲁斯·凯恩认为，原因在于民主大众依据自己的背景和气质，实际上无法作出众多复杂的决策，反而让组织良好但不能代表大众的活跃群体乘虚而入。明显的解决方法是减少那些促进民主化的改革，但还没有人敢于提出，美国真正需要的是较少的参与和透明

法治和民主负责制之间也有长期紧张。法治的存在，就是要制约所有公民，包括民主多数派。在许多民主国家，多数派安于违反个人和少数派的权利，发现法律规则反而成了达到自己目标的障碍。另一方面，法律本身的终极合法性，取决于它反映广大共同体的正义规范的程度

事实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相对规模在变小，因为工人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获得大幅提高，从而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他们现在拥有财产，得到更好教育，更有可能把票投给可以保护自己特权的政党，而不是那些试图颠覆现状的政党

根据卡尔·马克思的说法，现代资本主义将走向他所谓“生产过剩”的终极危机。资本主义利用技术从无产阶级的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导致财富的高度集中和工人的日益贫困。运行这个体系的资产阶级不管如何富裕，也不可能消费生产出的一切。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使资本主义成为可能，却穷得买不起自己生产出的产品。愈益增加的不平等导致需求的不足，资本主义体系就会自行倒塌。马克思认为，摆脱这场危机的唯一办法是革命，让无产阶级夺得政权，重新分配资本主义体系的成果

美国的政治体制呈现出一张复杂画面，一方面过度的制衡限制了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决策，另一方面又会将过量或具潜在危险的权力委托给了不够负责的机构

高质量国家和法治之间也有紧张。有效国家通过法律实施治理，但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又会遇上正式法律的羁绊。这种紧张是中国古人非常清楚的，法家与儒家的争论表明了这一点。同样，现代行政法中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争也是这种紧张的表现。规则需要明确和非人格化，但每一个法律体系都会调整规则的应用，以适应特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