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结束八个月后，此时共和派的普通士兵大部分早已被释放，西班牙的监狱突然关进了二十七万名囚犯，主要是被非法拘押的政治犯。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军事法庭将判处大约五万人死刑，其中一半左右实际执行。【317】共和国和革命都失败了，佛朗哥时代开始了

当共产党领导人从法国回到马德里时，他们发现，左翼各派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与社会党左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样，政治侵害和压制使左翼人士感到愤怒，对革命运动的攻击使他们心灰意冷，与此同时，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迟迟不能结束也使他们筋疲力尽，他们憎恨内格林政府——社会党人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将其称为西班牙历史上“最玩世不恭、最专制的”政府【52】——也憎恨它的抵抗政策

共产党人也没有公开指责罗霍拒不返回西班牙。实际上，他们的官方内战史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34】显然，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都不想与这个人纠缠，是他们把他提拔为高级军事将领【35】并且给他戴上桂冠和最高勋章，而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军事形势。公开谴责罗霍的失败主义情绪和临阵逃脱将为他们的对手提供弹药并将打破半个世纪以来他们精心炮制的神话：完全是因为“叛徒和投降分子”才导致了内战的失败

由于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尽管斯大林本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主流历史学家不想因为承认英国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负有责任而使苏联有机可乘

绥靖政策的根源在于这种对苏联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在于相信纳粹德国是一道防止共产主义传播的屏障，在于相信西欧爆发一场战争只能有利于苏联扩大它的势力和影响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背后没有任何战略思考，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德国一旦成为东欧的霸主并且与苏联建立了一条共同边界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尽管与西班牙内战没有直接关系，迪克森的两份备忘录比其他任何文件更清楚地显示了绥靖政策的主要动机——使德国的侵略转向东方——并且说明张伯伦为与德国达成某种政治和解以便维持西欧的和平究竟准备走多远。所以，它们与西班牙内战具有特别重大的关系，因为它们证明斯大林意欲通过使英法两国卷入西班牙内战而在西欧燃起一场战火的企图不会得逞，它们是斯大林试图通过歪曲革命的真正性质影响西方国家政府的努力必定失败的最明显的证据

英法两国能够容忍德国完全控制的欧洲地区不可能大于他们容忍苏联控制的欧洲地区。它们不希望任何人拥有支配地位。德国领导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如果德国在占领波兰之后首先入侵比利时、法国和荷兰而不是进攻苏联的话，那是由于德国人认为征服西欧并且控制其海岸线是与苏联交战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为，尽管英法两国鼓励德国对东欧的野心，但是，德国并不能确定，一旦它在苏联领土上陷入一场消耗战，这些大国不会尝试恢复有利于它们的平衡

因为斯大林不可能把他的外交政策完全建立在与希特勒达成一项有问题的协议的基础上。由于这个原因，他小心翼翼地保留着集体安全的选择权，希望西方列强最终与希特勒在西班牙或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对抗，从而使苏联边境摆脱德国入侵的威胁。正是因为斯大林拥有两种选择权，所以，就像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那样，即使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之后，他仍然期待英法两国改变它们的中立政策，命令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西方潜在的对抗最终转化为战火的希望越来越小的情况下继续战斗

斯大林肯定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从一九三四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以来他怀着摆脱德国威胁的希望积极推行的集体安全政策可能已经失败了，英法两国将会冒着战争的风险干涉西班牙的微弱希望正在破灭。因此，为了使德国军队把攻击的目标转向西方，他重新开始对通过谈判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产生了兴趣

“［军事化法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佩拉特斯写道，“根据政治标准委派专业技术人员，同时建立一个由监督和顾问组成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其中有许多苏联人，他们听命于一个政党，它的指示不容质疑。这种情况必定产生可怕的后果：工人的士气逐渐低落，因为他们失去了控制权，真正的专家被专门诱使他人改变政治信仰的人取而代之。所有这一切均对生产造成了某种不利的影响。”【78

在威胁和恐惧笼罩着前线的同时，对军事调查局和秘密警察的畏惧使大家噤若寒蝉，几乎听不到一点批评。从这时起，在共产党的宣传和苏联物资的支持下，内格林成为抵抗的象征

生活在被暗杀于前线的恐惧中的不仅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且包括所有不服从共产党的意志的人。由于一个持不同意见的青年社会党人小组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散发了一份拒绝接受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路线的报告，前线枪毙的青年社会党人“不计其数”，另外还有“许多”社会党人被监禁、被降职或者失去了担任政治委员的可能性。【60

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共产党人不得不越来越依靠他们的军队和警察。在前线，诱骗、胁迫和暴力手段日甚一日。“成千上万我们的同志承认，”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十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与被对面的敌人打死相比，他们［在前线］更害怕被自己这边的对手杀害。”【58

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他愿意屈从于共产党的压力到什么程度？认为他对他所扮演的角色没有良心上的顾虑或不安也是错误的，因为，他曾经故意造成两个最重要的西班牙社会党人的毁灭并使自己的政党实际上变得虚弱不堪，他还顽固地致力于全面破坏各种形式的民主制度所依赖的那些东西。只要多少知道一点众多曾经为克里姆林宫效劳者的命运，他就不得不考虑他的朋友比达特向他指出的那种可能性：某一天，他或许也将成为“献给斯大林这个摩洛神【52】的祭品”

希特勒决心拖延西班牙内战并且鼓励墨索里尼在西班牙投入大批军事力量以便将意大利与德国更紧密地绑在一起。这将转移墨索里尼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注意力，把这两个国家并入德意志帝国对于实现纳粹德国在东欧的目标至关重要。绝非巧合的是，三月十三日，发动阿拉贡攻势——德国的飞机、坦克和大炮在这场攻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四天后，希特勒在墨索里尼没有提出任何抗议的情况下占领了奥地利，而在一九三四年，墨索里尼曾为保卫奥地利而抵抗德国进攻做好了准备

尽管经济形势在共产党人转变了他们的政策之后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因破坏集体农庄并镇压其追随者而引起的敌意和怨恨绝没有完全烟消云散。由此产生的幻灭感也不会彻底被根除，这种幻灭感削弱了阿拉贡前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部队的斗志，它肯定是导致阿拉贡前线在几个月后土崩瓦解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审判是一场庸俗喜剧，它在伪造的文件以及从一些可怜的佛朗哥间谍身上榨取的供述的基础上上演。尽管这些间谍得到保证，只要他们声称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保持联系就能活命，后来他们还是都被枪毙了。‘证据’如此空泛和虚假，以致不可能把任何一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送到行刑队面前

创立初期，作为负责西班牙语国家以及意大利和法国的书记，他担任着重要的职务。【112】他被带到马德里附近的一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监狱，在徒劳地试图逼迫其承认为佛朗哥将军以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从事间谍活动——对于成功地进行一场莫斯科式的公开审判，宁的供述必不可少——的过程中，对他进行了残忍的折磨。【113】此后，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依靠利用苏联武器得到的声誉，凭借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凝聚力和无情的力量，通过对几乎整个国家机器的巧妙渗透，同样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里，共产党人已经从一种相对无关紧要的地位上升到实际控制反佛朗哥派阵营命运的地位。 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党派的积极支持、默许纵容、毫无戒备的信任和反应迟钝，他们自己绝不可能得到这种权力

无论孔帕尼斯主席或安抚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何塞·塔拉德利亚斯总理的治国之术多么精明，对待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方式多么巧妙，都不能安抚更加焦急的中下层中产阶级追随者，他们已经或者即将面临经济破产。他们渴望立即剥夺无政府主义者的权力，同时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有力的领导和大胆的政策中看到了从革命的灾难中挽救自己的部分财产的一线希望。怪不得他们继续成群结队地加入这个人数不断增加的竞争党派

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地利用马拉加的惨败推进他们的军事政策。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他们一直在敦促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将其当政初期所认可的军事措施付诸实施，【526】现在，马拉加的失陷为他们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说明。当然，他们大肆进行鼓吹不能说不是出于私利，因为他们认识到，严厉实施这些措施不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种手段，而且可以制造一部军事机器，只要党控制了这部机器，就将确保他们在国家事务中的支配地位

但是他认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应当尊重西班牙合法的政治党派。他小心翼翼地暗示，斯大林也许可以改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西班牙政策。“大老板”假装同意他的看法，斯塔舍夫斯基相当得意地离开了克里姆林宫。【372】 几个月后，斯塔舍夫斯基和别尔津两人被召回莫斯科，接着便在斯大林的清洗中销声匿迹

路易斯·费希尔把处决他们归因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与红军之间“长期的激烈竞争”，红军不满自己“受到部队中不明人员的暗中监视，监视者搜集真假情报供内务人民委员部滥用。这种状况早在西班牙内战之前就已存在，内战只不过加剧了这种状况而已。在西班牙的苏联军官告诉我，他们始终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随意摆布’和‘暗中监视’。他们向斯大林发泄自己的不满，结果却被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