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中晚唐由骄兵越来越频繁制造的“经济性骚乱”作为附生藩镇身上的结构性存在，不但规训了节帅们的行为 ，也如同一个个旋涡，驱迫藩镇转向内在，使之不再具有向外扩张的动力与能力。如本书第七章所论，河朔藩镇尽管仍维持了表面上的强大，但至五代乱世则完全失去争雄天下的能力，只是这一历史变化的线索之前被大量藩镇骚动的琐碎记载所掩盖，未为史家注意

河朔三镇乃至藩镇整体在前期都具有相当的同构性，由节帅及军将阶层主导。但到了唐后期，藩镇的面貌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经历普遍的“骄兵化”之后，前期藩镇节帅与军将阶层密切结合，积极进取乃至挑战唐廷权威的局面已不复存在，节帅转而受藩镇内部骄兵的掣肘，节帅渐渐变为维护骄兵利益、填充欲壑的代理人，举动稍不称其意，便遭逐杀

但这一事件恰好发生在了唐末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百余年来牙军的勇武支撑起了魏博半独立的政治地位，使之在唐廷与节度使间左右逢源，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正是对这一利益链条的路径依赖，使得魏博本身养成了保守的地域性格，无力跨出河朔，争雄天下

例如自西汉末年以来流行的谶言“当涂高”，曾先后被公孙述、袁术、曹魏、司马氏等视为称帝的符命 ，而最终被史籍记录的那种解释往往只是依附历史胜利者的书写才得以流传、定型，这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不同政治力量争夺符瑞解释权的复杂历史过程

我们过去对于河北藩镇的认知，大多建立在新旧《唐书》等正史的基础上，正史作为形塑王朝正统性的重要工具之一，本身就具有借助春秋笔法使乱臣贼子惧的道德训诫功能，因此其对于藩镇的叙事无疑是站在唐廷立场上的，以“叛”与“顺”作为判断的标准

在唐廷与藩镇实力达成平衡的中晚唐时代，各镇普遍的“骄兵化”削弱更多的是藩镇本身，而非唐廷。对于唐廷而言，因骄兵引发的经济性骚动，由于缺乏政治目标，不过是疥癣之疾。另一方面，由于节帅不得不将精力更多地花在安抚或弹压镇内骄兵，无力外向，中唐之后，藩镇对于唐廷的挑战与威胁反而呈下降趋势。在此情况下，唐廷得以根据对藩镇内部形势的判断，从容地处置经济性骚乱，手段较为灵活，有时亦含容从之，承认乱军拥立的新帅，以换取节帅对于朝廷更为恭顺的态度

会昌伐叛后，李德裕主导的善后处置虽未能改变昭义军的构造，但有力地削弱了昭义的军将阶层，更重要的是，之后的昭义节帅由朝廷派出的文臣担任，流动的节帅与本地化的军人之间的隔膜显而易见，改变了节帅与军将间具有密切私人纽带的传统。同时镇内军将再无可能出任本镇节帅，上升空间遭到封闭。而刘氏昭义时代的“骄兵化”，使得军队本身变得难以驾驭。军将阶层的衰微与骄兵的活跃，使得昭义军发生了从军将主导向骄兵主导的转变，这也是会昌伐叛成功后昭义经济性骚乱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

若放宽视野，不难注意到这种“骄兵化”的进程可以说在中晚唐各个藩镇中普遍发生着，节帅只有通过给予将士更丰厚的给赐，才能换取部下支持其对抗朝廷，谋取不受代甚至自相承袭的地位。但重复赏赐最终导致边际效应递减，将士的欲壑更加难以填满，更容易受到煽动，进而镇内骚乱愈发频繁。节帅谋求自立与镇内军队的骄兵化两者可以说是互为因果。 到了晚唐，大多数藩镇都已完成了“骄兵化”的过程，这大约是当时各藩镇“经济性骚乱”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

自刘氏割据时代举全镇之力供奉军队后，昭义军逐渐“骄兵化”，转变为依赖丰厚给赐维系忠诚的自利群体 ，与李抱玉、李抱真时代尽忠朝廷、抗衡河朔的面貌已迥然不同。因此，会昌伐叛后的一系列善后举措，虽然遏制了节帅自立的倾向，但并无法改变昭义“骄兵化”的既成事实。 上文所论卢钧接任之后，军士拒绝北戍振武，迫大将李文矩为帅，其实也是一个骄兵自利的典型案例。此后，朝廷所命文官出身的节度使，不过将昭义视为历官迁转中的一站，与在地化的昭义军将气类不同，颇有文化隔阂

会昌伐叛后唐廷的善后处置成功清除了刘氏家族及其亲信，与此同时，也斩断了刘氏昭义时期节帅与军将间亲党胶固的关系，在此之后确实再未出现昭义节度使拥兵自重的局面，从这一层面而言，李德裕的善后举措已达成目标，扭转了昭义“河朔化”的倾向。但正如上文所论，唐廷的清洗并无力真正改变昭义的军队构成，昭义镇内的兵士失去了强悍有力的节帅约束后，反倒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当然这些骄兵悍将实际上并无如刘氏那样割据自立的野心，频频起事，驱逐节帅，所欲满足者不过是自身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要求

在此之后，晚唐历任昭义节帅皆由朝廷派遣的文臣出任，消除了节帅跋扈自立的隐患，但从李文益、徐唐夫妻高氏墓志透露的情况来看 ，李德裕的善后举措也未能真正改变昭义军队的构造。因此，我们可以注意晚唐昭义军虽未再出现如刘氏父子那样割据自立的现象，但朝廷选任的文臣节帅往往难以弹压镇内的骄兵悍将，因此出现了藩镇内部频繁发生兵变的新特征

在我们对唐廷的政治逻辑有了相对明晰的了解之后，如何理解河北军士的行动逻辑，仅仅将藩镇内部的向背解释为“喻于利”，恐怕有些失之于简单。事实上，较之于文质彬彬但又等级鲜明的长安士大夫文化，强调将士“均劳逸”的河朔藩镇 ，这一相对均质而素朴武夫世界的形成，恐怕也不乏基于“义”结合的色彩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中，作为政治权威象征物的巨型碑石无疑是政治话语展示及传布的重要媒介，尽管一般不过将此类的政治表述视为堆砌辞藻的具文，但须知在中国漫长的文字书写传统中，早已铸就了一套微言大义的语言符码。如何透过看似格套化的文字与行为，发现言词之外的真意，直到当下都是探究中国政治所必备的“知识炼金术”。事实上，隐藏在辞藻背后的蕴意与行动或许才是更关键的历史信息

在古人的生活世界中，石碑作为一种重要而常见的景观，象征着秩序与权力，是一般民众观察政治变化的重要窗口，这构成了古人知识系统的一部分。于是，景观更易成为政治秩序变动的象征，古人重视碑铭，无疑看重其不朽的纪念性，而一旦权力更迭，这些不朽的象征，往往首先会被重塑或废弃

中国古人素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立德者近乎圣，非常人所能企望，立言在于著述，而德政、纪功之碑则是立功最直观的体现，因而士人精英对镂之金石以志不朽之事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与心理需求，这构成了地方官员追逐德政碑的内在驱动力

李华作为安史政权的中书舍人，亦不避忌先后为司马垂、姚辟两位唐之忠烈撰写墓志，并盛赞因密谋反抗安禄山而被杀的姚辟是“危不忘本，死不逃法”的仁义之士。姚辟虽因反对安禄山而被杀，并连及家族，但最终仍被允许收敛安葬，“

而宋以后日趋严格的“忠臣不仕二主”观念在当时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在时人看来，燕取代唐，与唐取代隋一样，是正常的王朝鼎革，并无太多夷夏之防、正闰之辨的意识

虽然这些贵戚子弟最终未被提拔为宰相，但这种舆论及自我期许的存在反映了玄宗朝的政治特征。而对宦途的过高期望，或许导致了他们轻率地投向安史

玄宗本人也意识到在仓皇离京后，已不能要求百官尽数追随，所期待的不过是累受皇恩、与皇室关系最密切的那批臣子应该会追随而至。他对张垍兄弟的失望，对薛兢无意入蜀的宽纵，皆缘于此。以此而论，较之于后世，臣子对于皇帝的“忠”是一项无限责任的话，那么当时君臣之间的恩报关系则多少仍带有一定的契约性，即君主本身亦需在其中履行一定的义务

事实上，玄宗这种叠床架屋的人事安排导致了文武、主客臣僚间的矛盾激化 ，不但恶化了河南战场的局势，多少也最终驱使如达奚珣之辈彻底投向安禄山一方

五德终始这一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学说尽管自秦代以来便成为塑造王朝正统、宣扬天命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具体的政治实践上都影响巨大，但至北宋中期之后，随着宋学的兴起，出现了一个“祛魅”的过程。与之相关的谶纬、灾异、封禅等论题皆渐渐失去了既往的地位，尽管之后历朝仍不乏正统之辨、德运之议，但已不再包蕴于五德终始、谶纬灾异这样庞大而玄虚的思想体系中，而是基于对大一统、华夷之别等更为实在的道德观念与历史事实的辩诘，从“天命”落实到了“世间”，对于实际王朝政治影响日减，更多地变为一种缘饰性的话语，这无疑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之一大变

这些宦途失意又谙熟王朝制度及政治文化的士人投入安禄山阵营后，成为其文职幕僚的主要来源，“于是张通儒、李廷望、平冽、李史鱼、独孤问俗等在幕下，高尚掌奏记，严庄主簿书” 。这些谋臣与胡人将领一起，构成了支持安史之乱的中坚力量，当然也是金土相代这类政治宣传的幕后策划者

与其认为古人关心天象变化本身，还不如说更在意天人感应模式下投射在世间的政治纷争，因此天象记载本身的精确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时人如何理解、诠释、应对天象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