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的垮台并没有带来新的民主秩序，而是造成了权力真空。卡扎菲给他的人民留下了一种特殊的、缺乏制度的统治模式，这种模式使他多年来可以在权力不受制约或制衡的情况下统治。当利比亚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世界公民结束流亡回来助力重建祖国时，他们见到的是危险的混乱，因为有枪的人比有思想的人更容易填补权力真空

如果说“阿拉伯之春”是关于公民不再恐惧他们的政府，那么反“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来恢复恐惧。反“革命”将把随后在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发生的所有起义变成流血冲突

巴勒斯坦人受难的场面，经阿拉伯卫星电视实时播出后，在中东各处激起广泛愤慨。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和美国的不作为给基地组织与其他恐怖组织招兵买马创造了难得的条件

到20世纪80年代末，黎巴嫩的和平前景似乎从未如此遥远。黎巴嫩90%的领土处于外国占领之下，以色列控制着所谓的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叙利亚军队则控制着余下的所有地方。外国资金涌入黎巴嫩，武装了大批彼此敌对的民兵组织，这些组织间的权力斗争让黎巴嫩各大城镇满目疮痍。整整一代人都是在战争的阴影下长大的，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机会正常谋生。一度繁荣的中东民主的典范已经沦为一个失败的国家，挣扎在叙利亚脆弱的控制下

萨达姆·侯赛因在阿拉伯街头声望正隆，但却最终作茧自缚。一旦他在诸如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或承受美国压力等问题上占据了道德高地，他就不再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他那些让阿拉伯公众群起力挺的言辞，对美国政府没什么影响力

萨达姆·侯赛因用行动将阿拉伯国家分裂成不可调和的阵营，接着又利用阿拉伯舆论，鼓动阿拉伯各国公民反对所在国政府。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勇于反抗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的实干家

这些炼油和销售渠道产生的利润率高于原油出口，使科威特免受原油价格变动的影响。因此，科威特更感兴趣的是原油产量最大化，而不是通过遵循欧佩克的指导方针将单桶石油价格推向最高点

在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只有身份确定的执政党复兴党成员才能获得信任和晋升。伊拉克曾经以其世俗的价值观、高识字率和两性平等著称，但到1989年已退化为一个恐怖共和国

然而，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人的对抗中从未使用枪炮，这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几十年来西方舆论把巴勒斯坦人描绘成恐怖分子、把以色列描绘成被围困的大卫的形象。以色列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同往日；如今，它需要去消除自己在国际媒体上那独特的歌利亚形象

阿富汗“圣战”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许多响应“圣战”号召的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一心要实现他们在阿富汗未能实现的理想的伊斯兰秩序

阿富汗抵抗运动战胜了苏联，但并没有实现最终的伊斯兰主义目标，即建立一个伊斯兰国。敌人苏联刚撤出阿富汗的疆界，阿富汗各派就在权斗中相互对抗，并很快演变为内战。尽管阿卜杜拉·阿扎姆尽了最大努力，但许多阿拉伯志愿者还是循着阿富汗的派系分野站队，支持他们各自熟悉的派别。其他人则选择离开阿富汗。对立军阀之间激烈的地盘争夺并不构成“圣战”，选择离去的人也不想与穆斯林同胞作战

对以色列来说，1982年入侵的最终结果是换来了一个比巴解组织这个敌人更为坚定的对手。与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战士不同，真主党和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是在为自己的土地而战

即便未必支持他们建立一个伊斯兰国，也至少支持他们的民族抵抗运动，抗击那让人深恶痛绝的占领。 对

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最为持久的遗产。建立安全区的目的是形成一个缓冲区，以保护以色列北部免受攻击。但恰恰相反，安全区为真主党和其他黎巴嫩民兵组织提供了一个射击场，用来继续打击以色列占领者

库特卜观点的威力在于其简单与直接。他指出了一个问题——贾希利叶，并基于众多阿拉伯穆斯林所珍视的价值观，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伊斯兰解决方案。他的批评，无论对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对阿拉伯政府，都同样适用。他的回应传递出希望，而这一希望是建立在对穆斯林优越性的假设之上的

如今，在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伊斯兰教在公共生活中都发挥着显著影响，这很容易让人忘记1981年的中东是多么世俗化。阿拉伯国家中，除了最保守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西式服装比传统服饰更受欢迎，许多人无视伊斯兰禁令公开饮酒，男女在公共场合和工作场所都自由相处，越来越多的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过上职业生活

在现代历史中，石油在阿拉伯人的财富与权力的界定方面超出了任何其他商品的影响力。但石油也象征着某种虚假的权力：石油产出的巨大财富使一个国家更容易遭受外部威胁；石油财富既可用于发展，又可通过军备竞赛和地区冲突而被用于毁灭。石油的作用好坏参半

仅是一些旨在赋予阿拉伯政府合法性的公共关系活动，因为这些政府深知阿拉伯民族主义仍对公民保有强烈的吸引力。各国政府继续对抗击犹太复国主义敌人、解放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共同议题施以口头支持，但却无不聚焦于自身利益

事实上，由于不愿因杀害人质而疏远国际公众舆论，“人阵”不久就开始释放妇女和儿童。人质亲身经历的描述垄断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

受过良好教育的巴勒斯坦人在新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将他们的资源导向了民族事业，即巴勒斯坦的解放

1967年战争的失利为阿拉伯政治开启了一个激进的新时代。失败的惨烈程度加之对阿拉伯民众的故意欺骗，触发了一场对阿拉伯政治领袖的信任危机。即便是拥有民众拥护的纳赛尔也未能逃脱公众的鄙夷

与以色列的战争肯定是纳赛尔在1967年时最不愿看到的情况，但他已经被自己的成功所绑架

法国人致命的过激反应起到了反作用，反而激励大量阿尔及利亚人接受了民族主义事业

阿兹姆沮丧地看着叙利亚的民选领导们，仅仅出于在他看来的一阵阿拉伯民族主义冲动，就欢天喜地地将其国家来之不易的独立地位拱手送人。他嘲讽总统古瓦特里在其开场白中，用“‘阿拉伯性’‘阿拉伯人’‘荣耀’等词语来填充一次原本空洞无物的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