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不确定的。唯其不确定，人们的努力才有意义。过去的历史发展是有因果可寻的，发现历史中的因果链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但是人文的因果不同于物理的因果，就在于前者是概率性的，而不是必然性的。因此对历史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性。也正因为此，我们的未来也具有不确定性。历史研究无法使人成为一个算命先生。但历史研究能够使我们增长智慧，鉴往知今，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培养正确的价值观，知道什么是我们应该抵制的，什么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并且尽量找到用力点，以提高我们追求的成功率

上面问，你们河南有什么困难吗？他绝对会讲我们没困难，其他地方有困难，我们愿意支援，我们是顾全大局的，我们是为皇帝分忧解难的。结果河南年年钱粮都超额，可是河南的老百姓就惨了。河南在田文镜执政时期多次发生大饥荒，但是田文镜很大公无私，从来不上报，不要国家照顾，并放出豪言：我们的困难我们自己克服。当然不是田文镜本人克服了，而是让河南的老百姓克服。冒歉为丰，匿灾不报，报喜不报忧，在大灾之年田文镜仍然苛征钱粮，结果导致河南的老百姓活不下去，大量流亡到邻省

倘若错杀了很多人，办了很多冤假错案，招致很多不满，上峰会暂时让你回避一下风头，等这个风口过去，上面还是会用你的。但是如果你心慈手软或者比较较真地秉公执法，在上面人看来你就不再是一个好的工具，下场很可能还不如贪官污吏。因此就产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在儒家看来，天子不是把天下给自己一家继承，而是层层分封下去，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大夫封给诸士……一直到庶人都各有份地，使“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每个人都不是只顾自己，而是替自己周围的人、替自己所在的小共同体，包括小共同体的主人着想，我孝敬爹，忠于直接的主人，主人又忠于他的主人，直到陪臣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天子，反过来每一级主人又都保护自己的附庸。那就是“天下为公”了。 但是在法家看来，每个人不为皇帝着想那就是“私”，哪怕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舍已为人，只要为的不是皇上，那也是私，其至可能是更加危险的私，即所谓“亲亲则别，爱私则险”。只有每个人都为皇上坑亲杀熟，不仅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皇上，还要把别人的一切也抢过来献给皇上，那才是为公，即所谓“公战”

但是在法家看来，每个人不为皇帝着想那就是“私”，哪怕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舍已为人，只要为的不是皇上，那也是私，其至可能是更加危险的私，即所谓“亲亲则别，爱私则险”。只有每个人都为皇上坑亲杀熟，不仅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皇上，还要把别人的一切也抢过来献给皇上，那才是为公，即所谓“公战”

而这里讲的“民少相公多”中“相公”指的是什么？在当时本是指俗称的太监。当然，这里指的不是真的太监，实际上讲的就是那些由于皇上宠爱而拥有权力的县太爷之类，他们本质上对皇上而言和我们是“平等”的臣民。县太爷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也不是他的农奴，但是他比我们的主人可怕得多。县太爷治下，中国会出现大量饿死人的事，农奴制下反倒是没有这种事的

所谓的酷吏、所谓的法吏，不是以伦理为中心的，不是道德挂帅的，但必须强调，他们的治理不是以法律为准绳，也不是提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所谓酷吏，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中心主义的法家政治观，强调的是对权力的垄断。这种对权力的垄断与强调道德其实都属于人治，但是酷吏对法治的破坏作用——确切地说是对建设法治的阻碍作用，应该说要比伦理型的儒家人治更甚一筹。 我们清楚现代意义上讲的法治是什么。其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说穿了就是以人权为基础的一种法律秩序，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合法权利，应该得到保障。法律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的，因此，法律对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构成约束，之所以约束就是因为害怕有人侵犯别人的权利。那么谁最有可能侵犯别人的权利呢？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法治首先要限制谁？首先是要限制政府，限制有权胡作非为的人。至于限制老百姓，那是次要的事。 但是秦代的法家不是这样。我前面已经从理论上澄清了所谓法家主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家“守法”、法家虽然残酷但“恶法亦法，胜于无法”、法家的性恶论有利于法治，等等，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奇谈怪论。秦代法家讲的“法”治就是我前面讲的——“法、术、势”，主要是管老百姓的，不是管皇帝的；是维护皇权，而不是维护人权的。与现代法治精神恰恰相反，法家只讲权力（power），不讲权利（right）。因此不仅皇帝是不受制约的，任何有权者对于无权者都是不受制约的。法家的做法可以说它是不讲道德的，但绝不能说它是讲法律的。更准确地说，它只讲“权力意志”，是靠赤裸裸的无限权力来进行治理的

所谓的酷吏、所谓的法吏，不是以伦理为中心的，不是道德挂帅的，但必须强调，他们的治理不是以法律为准绳，也不是提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所谓酷吏，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中心主义的法家政治观，强调的是对权力的垄断。这种对权力的垄断与强调道德其实都属于人治，但是酷吏对法治的破坏作用——确切地说是对建设法治的阻碍作用，应该说要比伦理型的儒家人治更甚一筹。 我们清楚现代意义上讲的法治是什么。其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说穿了就是以人权为基础的一种法律秩序，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合法权利，应该得到保障。法律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的，因此，法律对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构成约束，之所以约束就是因为害怕有人侵犯别人的权利。那么谁最有可能侵犯别人的权利呢？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法治首先要限制谁？首先是要限制政府，限制有权胡作非为的人。至于限制老百姓，那是次要的事

所谓的酷吏、所谓的法吏，不是以伦理为中心的，不是道德挂帅的，但必须强调，他们的治理不是以法律为准绳，也不是提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所谓酷吏，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中心主义的法家政治观，强调的是对权力的垄断。这种对权力的垄断与强调道德其实都属于人治，但是酷吏对法治的破坏作用——确切地说是对建设法治的阻碍作用，应该说要比伦理型的儒家人治更甚一筹

这么严密的控制其实就是为了维护皇权。可是我们知道，天底下没有一种制度是可以“永垂不朽”的，任何一种基于皇权安全的设置，都不可能让统治者完全放心，也不可能消除皇权面临的一切威胁。这也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原因

世界上所有的文字最早都是从音发展而来的，西方的拼音文字是这样，中国的汉字其实也是这样。早期的汉语，同音必定同义，音和义是不分的，越到后来，同音义异的现象越厉害，以至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差别也越来越大，现在的同音字意思可以完全不相干，但早期往往不是这样的。汉语的发展趋势在这一点上和西方语言有点不一样

这种争论说破天了，也没法变化为一种近代意义上对于国家权力和责任问题的真正意义上的左、右派之争。他们只是站在皇帝和官僚的角度阐发各自的立场并抢夺施政资源，每一方的每一次失败都会带来一轮清洗，这种反复震荡都没有跳出循环的“怪圈”

北宋末年的蔡京、蔡下这些人，从政治脉络来说都属于新党，用过去的话说，都属于“改革派”。当然，彼时讲的改革派是指强化国家垄断的改革派，不是像现在我们讲的要搞市场经济的改革派。 两派的斗争产生的是一种“尺蠖效应”：北宋后期新党和旧党轮流执政，国家政策就像只一放一缩的尺蠖，无论如何变化，都只有利于权贵。这与尺蠖爬行时一收一缩，但只向一个方向移动不是很像吗？新党只懂得与民争利，严重损害了“阡陌闾巷之贱人”的利益；旧党只懂得放任无为，则使权贵得以放手圈钱。国家的“自由放任”只是放出了无数土皇帝，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国家的经济统制统出了与民争利，却统不出社会保障

北宋末年的蔡京、蔡下这些人，从政治脉络来说都属于新党，用过去的话说，都属于“改革派”。当然，彼时讲的改革派是指强化国家垄断的改革派，不是像现在我们讲的要搞市场经济的改革派

中国后世历代都有这样一种源自法儒、道儒的争论，这并不是自由还是福利的争论，而是反自由还是反福利的争论。都是站在君主立场上博弈，“放”给贵族诸侯亦或收归国家。他们这些反自由者并不搞福利，而反福利的人也是如此，既反福利也不给自由。强调管制的一方主要想管制平民，而强调放任的一方主要想放纵权贵。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左是老百姓吃亏，右也是老百姓吃亏

这就是陌生人打交道的逻辑。一次性的博弈通常是“零和博弈”，你输我赢甚全你死我活都可以，但是如果双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知道博弈将无限重复，那就大概率会追求“双赢”，形成一种伦理关系。即便双方不平等，有长幼尊卑之别，但如果双方终生相守，甚至祖祖辈辈都得相处在一起，这个博弈就是长期的。不能做一锤子买卖，互动过程既然多次重复，肯定就要考虑长期回报，就不能一次把事情做绝了，否则很难长期相处

自从日本和中国打仗了以后，“军国主义”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经常讲日本军国主义者如何如何。可是在晚清后，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军国主义，是一个褒义词。当时有识之士尤其是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看到一些中国应该学习的方面，这些人往往张口闭口都把军国社会当作他们追求的目标。“军国社会是我们的未来”，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后来日本人打我们了，当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此之前“军国社会”是中国人羡慕的

强硬的有为政策搞到底会出现天下大乱，王莽就是这样，秦末也是这样，这都是中央政府强管制造成的

大夫和贤良文学的争论反映了中国后世王朝经常可以看到的一种现象，尽管“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始终有“有为”和“无为”的斗争，但是这个有为、无为和我们现在讲的福利国家、自由放任迥异。今天我们讲的放任主要是给老百姓以自由，但是那个时候讲的放任，很大程度上是指给权贵以自由，放纵他们去聚敛，让这些当官的任意创收

东汉中期以后的政府一直是高负债运行的。朝廷对社会的控制逐渐放松，但是放松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出现了所谓的公民社会吗？是出现了所谓的民营企业家的盛世吗？都不是。按照贤良文学的思路，所谓放纵其实是放纵权贵，放纵那些“官倒”官商，让各级政府、各级地方权力部门都去谋利。这样的结果不是放任出了自由的平民经济，而是放任出了一个豪强大姓满天下、门阀士族势焰熏天的局面，而市场经济却日益凋敝

我们不要以今推古，想当然地认为不搞“右派”的自由放任，就是“左派”的福利国家。桑弘羊和商鞅、韩非一样，自由、福利都不给，他们是反对济贫，而支持惩贫的。桑弘羊是强国主义者，但是这个强国家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为皇帝服务的

今天很多人对于福利政策也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他们的表述都不会这么难听，不能说这些穷人穷死活该，国家没责任。他们往往会说其实济贫用别的办法更好，比如发展民间公益组织或曰“第三部门”，会比国家救济更有效率。比如说福利可以少一些，自由应该多一些，这样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比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他们搞职业培训，会比救济帮助更大，等等。 只有韩非、桑弘羊们，敢于赤裸裸地讲，穷人不是懒汉就是醉鬼，他们穷死活该，救济他们就是养懒汉。桑弘羊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几乎完全重复了韩非的话。他在盐铁会议中就明确讲：你穷，说明什么？说明你懒。为什么要救济你？但是不救济又如何？西方“右派”会说，不给福利，应该给自由，鼓励他们自谋生计。但是法家却说：福利不给，自由更不能给，让他们四处流浪会有碍观瞻，给强国抹黑。所以国家应该强制收容，把他们抓去劳改，强迫劳动服苦役，这就是“愈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毛泽东曾大加称赞这种“孥贫怠以绝消耗”的“大政策”

今天很多人对于福利政策也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他们的表述都不会这么难听，不能说这些穷人穷死活该，国家没责任。他们往往会说其实济贫用别的办法更好，比如发展民间公益组织或曰“第三部门”，会比国家救济更有效率。比如说福利可以少一些，自由应该多一些，这样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比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他们搞职业培训，会比救济帮助更大，等等

大家应该明白，秦制绝不是代议制——什么出身的人当了官就会照顾其所出身的那个群体，这是荒唐的想法。秦汉时代用钱穆先生的说法是“布衣卿相”，但绝不是代表布衣的卿相，而是代表皇上整治布衣的卿相。桑弘羊可以说是“重商主义”者，他本人也是商人出身，但他绝不是商人的代表，他只是皇权的代表。桑弘羊在中国历史上是以比较重视工商业闻名的，那时很多思想家都认为工商业不重要，农业才重要，农业是本，工商是末，他们提倡“崇本抑末”。桑弘羊则不然，他认为工商业非常重要，因为其利润丰厚，但是这个利润必须由国家垄断，决不能搞自由竞争，这怎么会有利于商人呢？ 桑弘羊讲国家要垄断工商利益，尤其是盐铁之利，为的是什么呢？是为了集中资源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吗？是为了搞公费医疗或者义务教育吗？当然不是。把工商利益垄断起来就是为了朝廷，为了皇帝的利益。因此，桑弘羊本人和韩非一样，既反对自由放任，更反对福利国家。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史上，他们恐怕是国家福利政策最激烈、最直言不讳的抨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