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看，强势的帝王往往难以抵挡这种快速提高财政收入的诱惑。汉武帝明知道发行注水大额货币的后果极其严重，而且越到后来边际效益越小、效果越差，但仍然一次又一次换着花样发行各种不同的货

多年后，鱼朝恩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而郭子仪和李光弼两人都作为正面人物被载入史册。于是这个当时负责仲裁的太监便在史书中取代郭子仪成了这次战术分歧中李光弼的反对

题是，《幸普安郡制》颁布后，地方军头早就有了实际征税的权力，皇帝的这种做法就是赤裸裸地从地方实力派手里抢钱。朝廷在这方面的态度也很坚决，要是地方军政长官为了这几个钱不惜翻脸，反正有的是人想要这个位置，大家刀剑见真章。正因为如此，我们会发现这一阶段唐帝国境内远离与“大燕国”对抗前线的地区突然冒出了一堆叛乱者，归根到底还是这几个钱怎么分的问题导致的

元二年（759）之后，唐帝国恢复了“租”和“庸”的征收，各地的叛乱就明显多了起来，从湖北的康楚元、江南的刘展，到长安附近的宗室岐王李珍，可谓遍地烽烟。朔方军和安西（后来改名镇西）、北庭行营部队，在收复两京的战役中起了关键作用，但是后来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去查账时，同样发生了兵变，朝廷派出的长官都死于非命。这么多叛乱和兵变，发起的理由自然是五花八门，但归根到底基本离不开一个原因：

定的忠臣和能臣不大加宣传、不树典型的话，又能到哪儿去找更好的典型呢？但是两代皇帝忙于内斗，各地军头们选边站队，坐视张巡牺牲，其中原委又难以直说，只好通过夸大燕军的数量、拔高睢阳城的重要性等方式，把一次真实的英勇抵抗描绘成了神话故事：张巡为了保卫唐王朝的大东南，义无反顾带领几千士兵，以钢铁般的意志与几十万敌人奋勇抗争，屡屡大败敌方。张巡的表现不是凡人所能及，他就是神！朝廷既然以无比敬仰的语气称颂这样的神人，自然也就不会苛责贺兰进明、许叔冀这样同样忠于唐廷的普通人了

但张巡得不到援救，除了睢阳优先级不够高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张巡在政治上是一个单纯的人，对于当时太上皇李隆基和唐肃宗李亨在河南地区的激烈争斗完全置身事外，只是埋头抗敌，却没有对任何一方表忠心。恰恰是这种政治上的单纯，让张巡付出了代价

再凶悍的突厥、同罗骑兵，本质上都不过是回纥的手下败将。回纥精锐骑兵一旦出现在战场上，单纯在心理上对燕军的塞北骑兵就能产生足够的压迫性

过诗篇，我们自然可以想象到，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了在一个强大政权的统治下平静的生活。有些人平时也许积累过很多怨气，有些失意者甚至会暗中动过要反抗朝廷的念头。但是当战乱真的来临，大部分人平静富足的生活被打破，那些来自基层，尤其是来自被占领区基层的官吏、百姓和地方实权人物，亲历了切身利益遭受巨大的损失，不可避免地对叛军充满了厌恶，对唐廷的认同感会越来越强。安禄山和“大燕国”的上层自然知道，要想有政治号召力，就必须把经济搞好，让控制区的百姓安居乐

归根到底，李归仁只是一名优秀的骑兵将领，他依靠强悍的部众在战场上所向无敌，却并非卓越的战场指挥官。他缺乏独当一面的统帅能力和清晰的战略头脑，在三原之战和之后他独立指挥的其他战役中，均因相似原因遭到惨败。正因为如此，李归仁、阿史那从礼之类有着大量直属部队，从安禄山起兵时就堪称燕军阵营“大股东”的贵族，最终都沦为普通将领，反而是史思明这样军政能力一流的枭雄，最终得以凭借乱世崛起

东”的贵族，最终都沦为普通将领，反而是史思明这样军政能力一流的枭雄，最终得以凭借乱世崛起。 三原之战后，朔方军主力

许正是看到了杨国忠的下场，李泌最终选择明哲保身。不久，随着唐军逐渐取得了平叛的优势，李泌再度急流勇退，归隐山

次草草结束的战役在唐帝国的战报和后期传抄战报的史书宣传下，被严重夸大，最终成了“不到1万民兵几乎全歼10万围城燕军精锐”的神话，把千钧一发的激烈战事叙述为李光弼以绝对劣势兵力轻松碾压史思明，这反而掩盖了李光弼临阵决断的大将之风，以及张奉璋、慕容溢两位将领初战失利，后继神勇，一举摧毁燕军攻城器械队伍的惊心动

次草草结束的战役在唐帝国的战报和后期传抄战报的史书宣传下，被严重夸大，最终成了“不到1万民兵几乎全歼10万围城燕军精锐”的神话，把千钧一发的激烈战事叙述为李光弼以绝对劣势兵力轻松碾压史思明，这反而掩盖了李光弼临阵决断的大将之风，以及张奉璋、慕容溢两位将领初战失利，后继神勇，一举摧毁燕军攻城器械队伍的惊心动魄

史书中一再有意突出太原城中兵力弱，只是战报中惯用的自夸方式：通过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对比来凸显我军的英勇，战果的神奇，以及立下的丰功伟绩

书中一再有意突出太原城中兵力弱，只是战报中惯用的自夸方式：通过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对比来凸显我军的英勇，战果的神奇，以及立下的丰功伟绩。 不过，比起多路进击的燕军

对于他在政治上的准备和动作，我们能看到他利用“五星汇聚”“金土相代”这些谶言在汉人中造势，用祆教来拉拢粟特人，以及打出“清君侧”旗号，等等。但我们却丝毫看不到他在政治制度和行政机构方面的建设性作为。可以说，安禄山的团队更多的是一个军事集团，对于政治上该怎么做，该通过什么样的政治组织方式来消化唐帝国的基层，是没有太多准备的

于是，一贯强硬的唐玄宗，在面临燕军逼近和西北边军失控的双重危险时，与之前满口大话却一路狂逃的封常清，不惜用数万人生命作为晋升之阶、但见到安禄山就下跪的哥舒翰一样，选择了向求生本能屈服，直接逃跑了。当然，对外的说法上，唐玄宗依然给自己留足了体面：潼关失陷后四日，一代雄主李隆基宣布御驾亲征。第二天早上人们便发现，皇帝这次御驾亲征的目标并不是东边的燕军

这个梯形的短边区域才是真正决战之地，自然也不存在这种所谓燕军“诱敌”、唐军轻敌的事实。我国古代写史文人对军事细节往往缺乏了解，才会在整理史料中得出如此结论

但是哥舒翰一周前刚主动下手，杀死了中央军的统帅之一杜乾运，现在他似乎有意在部署上让自己和中央军拉开距离。哥舒翰的部署多多少少有贪生怕死的嫌疑，而且相比燕军突袭指挥部，他似乎更怕的是中央军有人趁乱报复。哥舒翰与中央军的将帅之间毫无信任，唐军内部矛盾重重，这大大影响了哥舒翰的排兵布阵，进而影响了唐军的发挥

唐军都是西北边镇精锐也就罢了，现在其中充斥着中央军残部和新招募民兵等纪律性很差的杂牌，一旦遇到敌人夜晚偷袭，很容易引发营啸。也许正是在第一晚驻军西原时，唐军高层看到了军中士气的不稳定，尤其是大量新兵带来的人心浮动，于是决定在第二天早上抓紧时间全力进军，争取尽快突破秦函谷关故地这一段狭窄地形，冲向洛阳

每天深夜时分，高处的密林里会传来阵阵风声，配合这周遭的地形可谓阴森恐怖，夜间军队驻扎在这里，哪怕只是遭到小股敌人的骚扰，也很容易诱发在古代让主帅为之色变的营啸。所谓“营啸”，指古代军队行军作战中，由于士兵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等因素，在小股敌人骚扰、气候变化这类外界刺激下集体逃跑甚至互相践踏、自相残杀的现象。如梁武帝初年北伐时，梁军声势之大在整个南北朝期间都数一数二，初期

现在的唐帝国，距离安禄山起兵叛乱已经半年多了，各地部队都面临着失控的风险，尤其是眼皮底下的西北边镇精锐，哥舒翰甚至已经公开处死皇帝新派来的官员，皇帝怎么还敢对这种试探无动于衷呢？唐玄宗此刻能做的，就是趁着还控制得住潼关守军，赶紧命令他们出战，争取一举消灭洛阳方向的燕军，打通漕运线。只有漕运回归正常，唐帝国才有可能像以前一样，通过牢固控制全国军队的后勤，来约束住各地蠢蠢欲动的军头

这样的现象在历史记载中是常态，尤其是在中原王朝与周边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或政权的战争中，后者在很长时间内完全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录体系，更谈不上话语权了。于是我们经常会读到中原王朝的军队总是十战九胜，尤其是各类接触战，往往百战百胜。但是随后却总是在关键时刻，因为主帅突然莫名其妙犯了大错，或者皇帝介入胡乱指挥，于是会在一次大战中惨败，随后便只好又重新来过，继续在新一轮的对决中连战连胜

是让唐玄宗尴尬的是，此时竟然没有人来劝他收回成命。杨国忠现在成了众矢之的，不方便出面，他的心腹们也没人敢站出来，而其他高级文武官员们都在冷眼旁观。这实在让皇帝难堪不已。最后，杨国忠只好请杨贵妃出面，口里含着大块脏兮兮的泥土，梨花带雨哭着说道“皇帝你要是去前线，臣妾就死给你看”，这才勉强给了皇帝说话不算数的台阶。皇帝既然不用亲征了，也就不用授权太子监国或者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