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联邦在叶利钦的领导下，一方面对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又与联盟中央争权，让戈尔巴乔夫一次次挽救联盟的努力落空。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叶利钦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各民族提供了表达自己要求的机会，但他对民族问题显然估计不足，既没有很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解决好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当问题和危机来临时，他又盲目相信人民的理性和各民族间的兄弟情谊，没有发挥联盟中央的作用

在解散苏共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没有召开任何会议，一句“建议苏共自行解散”的话就把这个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无产阶级政党解散了，恰恰说明戈尔巴乔夫没能实现党的民主化，苏共仍是一个听命于总书记的党，这样的政党很难承担起改革的重任，解决纷繁复杂的问题，完成改革事业

1989年12月，一些人民代表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指出：“大多数居民正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丧失或已经丧失了对改革的信任，认为改革多半是口头的和表面的。许多人甚至不相信米·谢·戈尔巴乔夫。这种潜在的可怕的信仰危机，公开的不满和气愤与日俱增，并影响着从春夏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改革的第四阶段”

苏共演变的道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经验教训：一个政党只有保持文化的创新性、先进性，才能保持其本身的先进性，成为带领人民前进的先进部队；而一旦丧失其文化的创新性、先进性，就必然要落后于时代，蜕变为一股保守势力并从反面促成体制外改革势力，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并把党引向衰亡。而要代表先进的思想文化，就必须与时俱进，拥有能不断满足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思想理论，制定出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满足科学文化的特性和发展规律

在十月革命之初，列宁领导的党曾是一支代表先进思想文化的力量，而到30年代以后，却逐渐丧失思想文化上的先进性，特别是从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苏共就由一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演变为主要由官僚特权阶层构成的一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扼杀改革的保守主义势力和反社会主义的极端民主主义势力相混杂的队伍

任何社会，封闭总是专制和落后的产物；而开放和公开性总是民主、进步的先决条件

由于苏联长期是一个意识形态极为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其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向决定着它的治国方略和大政方针，而这一思想文化模式又把苏联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引向简单化、教条化和僵硬凝固的道路，这样，它就长期束缚了苏联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从而把苏联社会推向了危机的边沿

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复旧，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又几乎达到个人崇拜时期的支配地位。这使苏共失去文化上的先进性，给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苏共自身的建设，从而也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1917年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只有2.3万人，经过半年多一点，十月革命时就发展到23万～24万人。1917年4～5月间，在其他政党看来，布尔什维克党要夺取政权，简直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是，仅仅过了半年时间，这个党以其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的方针政策，极大地动员并吸引他们站到了自己一边，因而竟真的取得了政权

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苏共执政早期曾是一个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党，因而朝气蓬勃、兴旺发达，以其先锋队的资格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但因忽视自身改造，逐渐失去思想文化上的先进性，而变为一种僵化教条、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思变革、阻挠改革的势力，最后终于落后于时代而为人民所抛弃，走上了衰亡的道路

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苏共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党。意识形态渗透在苏联国家机构体制和党的机体的每一个毛孔中，所以，意识形态在苏联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每一步骤中都发挥着巨大作用。当其意识形态反映并适应现实需要，能促进文化创新时，它就能极大地推动党和国家的发展进步，反之，它就束缚和扼杀文化的创新，成为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阻力

再回到苏联国家解体的问题上来。那么，苏联解体的最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按照上述逻辑推断，这个最终原因，就是比党、比政治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软实力问题。因此可以认为，缺乏文化软实力，缺乏文化创新，就是苏联国家解体和瓦解的最深层的原因

如同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其自身也没有自由一样，镇压别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其自身也必然在改革前止步。苏联在镇压“布拉格之春”的同时，窒息了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

8月22日，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同时举行一小时的总罢工，抗议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五国军队入侵。在布拉格，汽笛一声长鸣，所有工作统统停止，行驶的车辆当街停下，全城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部队虽然没有抵抗，但是全国老百姓却在失去领导人的情况下采取了统一的行动，这种方式在世界上小国被大国入侵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入侵的苏军对此一筹莫展，当时有人把这一现象称做“大象踩不断绣花针！”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行动和他们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使入侵的苏军不知所措，也令克里姆林宫里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不敢妄为

当今社会每一个重要的决定都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虑和提出独立的见解，需要兼顾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及时调整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资源占有格局，需要对执政者加以批评监督以防止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一个企图限制和打击一切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的社会，只会使自己陷入到山穷水尽的困难境地。实际上，一个社会存在着持不同政见者正是这个社会生气勃勃、富有活力的象征

总的来说，无论是多么先进的社会制度，总有许多有待纠正与清除的缺陷和阴暗面，能够听取和采纳各种不同意见，甚至反对者的建议是一个社会富有活力的标志，在极为复杂的现代社会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对待来自社会的不同呼声抑或是反对者的声音，尤其是代表社会先进阶层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声音，这是摆在每一个执政党面前的重大课题，苏联党和政府处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和措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埋下了祸根，它留给世人太多的教训

大部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是像政府所说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抹黑者，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走狗，他们满怀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满足现状，敢于直面权势，发出内心的呼声，是社会公正和良知的捍卫者。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主张只不过是对人类固有的理想——民主、自由、权利的向往，希望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能够顺应和平、民主、进步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克服斯大林个人迷信给苏联社会造成的伤痛，回归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法制的多元社会

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不仅严重挫伤了一部分公民的社会积极性，导致苏联共产党威信和社会主义吸引力悄然下降，为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和苏联解体埋下祸根，同时损害了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声誉，为西方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侵犯人权提供了口实

书报检查者对所谓“言论自由”的畏惧，流露出的不是一般地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畏惧，而恰恰是对说真话和写真实的恐惧

然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它传播的民主、自由，维护人权的思想意识已经悄然深入苏联社会各个阶层，甚至已经深入到国家政权的支柱部门：军队、内务部、安全委员会

1936～1939年期间有许许多多的无辜者遭到残酷迫害和屠杀。以胜利者大会著称的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有超过半数多的代表在1937～1938年间因为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而十七大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竟有98人被逮捕和枪决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作为国家主人的俄罗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却发现宪法赋予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可望而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