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应该爱的不是女人,而是他自己的灵魂、他自身中的神性、“住在我胸中的上帝”

真实于自己是不容违背的责任

根本上,问题不在于是否在所有情况下讲实话,而在于是否压倒一切地要求自己是真实的——是否应当不顾相反的压力坚持做自己

他能忏悔他的罪,但宽恕这罪不是他的事

他有一种很高的天赋:总是如初次相见般看待事物

我们遇到哲学问题,不是在实际生活中,而是当我们为语言里的某些类比所误导,问出诸如‘时间是什么’、‘数是什么’等问题时。这些问题是不可解决的,不是因为其深度和深奥,而是因为它们无意义——它们是对语言的误用

“哲学能做的一切,”他在那一章里说,“是摧毁偶像。”

一种道德拼争——做anständig(得体)的人的拼争——主宰了他的一生;对他来说,“做得体的人”的首要意思是,克服自己的骄傲和虚荣带来的做不诚实的人的诱惑

“我希望你在办公室别太多事,”一次帕蒂森拿工作压力说事后维特根斯坦写道,“记住,即便俾斯麦也可被替代。”

魏宁格在《性与性格》里的话: 只有在那种爱顾及的不是她的真实属性,因而能把实际的物理实在替换为一个不同且完全虚构的实在时,对女人的爱才是可能的

它不完全是玛格丽特的人像,原因是,尽管维特根斯坦的兴趣主要在于面容的姿态和表情,但他想捕捉的不是她的实际表情,而是他自己想创造的表情

这段关系明显得到了格蕾特的鼓励,因为她觉得玛格丽特的陪伴能产生一种使她弟弟平静下来、“正常起来”的影响。这也许是真的;事实上,也许正是因为缺乏智性深度,玛格丽特才能施加这种影响。维特根斯坦明确要她别试图窥探他内在的思想世界——这个请求她愿意满足,她高兴还来不及

罗素回答,“我不认为任何地方的人性平均水平会高到哪里去,我敢说无论在哪里,你都会发觉你的邻居可憎。”

不管教什么,维特根斯坦都努力在孩子身上唤起他自己投到一切兴趣上的那种好奇和提问精神

他的教学方法和改革运动具有某些相同的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能仅仅用重复讲过的东西来教孩子,而是应该鼓励孩子自己对问题进行思考、得出结论

遵循着自己的一般伦理世界观,他寻求的不是改善他们的外部条件,而是“内在地”改进他们。他想教他们数学,发展他们的智力;想让他们见识德语里的伟大经典,拓展他们的文化意识;想和他们一起读《圣经》,提升他们的灵魂。使他们摆脱贫困不是他的目标;他也不把教育视为一种令他们凭之过上城里“更好”生活的方法。他想让智性成就的价值自身打动他们——就像日后他反过来让体力工作的内在价值打动剑桥本科生一样

但维特根斯坦不能这样做。他在战争中经受的艰难对他来说不是某种避之不及的东西,而恰是给予他的生命以意义的东西。若躲进家庭的富足和自己的教育提供的舒适和安全里避开风暴,将牺牲掉他与苦难作斗争时的一切收获。那将是为了生活在平原上而放弃攀登山峰

由于凡尔赛条约和圣日尔曼条约要求的战争赔偿,协约国注定要令这两个日耳曼国家的日耳曼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处于贫穷、愤恨和一心复仇的状态中

罗素在自传里描述,穿过特拉法加广场欢呼的人群时,他吃惊地发觉“普通的男人女人因为要打仗而欢喜”。甚至某些他最好的朋友

我们的逻辑学家如此频繁徒劳地祭出亚里士多德的名字,若知道今日这么多逻辑学家对逻辑的知识跟两千年前的他一样多,他本人会在坟墓里背过气去

他认识的所有女人都那么白痴”。他说曼彻斯特大学的女生把所有时间用于对教授卖弄风情。这使他非常恶心——因为他讨厌一切种类的折中方法,他谴责一切不是极真诚的事

男人应该爱的不是女人,而是他自己的灵魂、他自身中的神性、“住在我胸中的上帝”。

真实于自己是不容违背的责任。

根本上,问题不在于是否在所有情况下讲实话,而在于是否压倒一切地要求自己是真实的——是否应当不顾相反的压力坚持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