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在位一年期间奉行“联虏平寇”方针，结果导致了自身的土崩瓦解，何况正是由于大顺军在山西、河南、陕西的抗清，拖住了清军主力，弘光朝廷才得以坐山观虎斗，偏安江左达一年之久

据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而“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当胜利者踌躇满志的时候，被征服被奴役者自然只有忍气吞声，不可能去审判他们。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即便过了几个世纪，云霾散尽，昔日的统治者随时都有押上被告席的可能

这里做一点对比也许更能加深了解清胜明败的原因之一。1649年孙可望统率数十万貔貅之众，以云南全省之地自愿归附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备极刁难；而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

问题是郑成功从来就不是朱明王朝的“纯臣”，也不是郑芝龙的孝子，由于他首先着眼的是维护以自己为首的郑氏家族和东南沿海部分汉族绅、民的利益，当清朝的“大一统”危及这一集团利益时，他只有站在比较软弱的明朝一边，借明朝的名义展开反清斗争

由于心中烦闷，陈锦经常暴躁如雷，对身边服侍人员稍不如意便发怒打骂。他的家奴李进忠、李忠、卢丕昌、陈恩等怀恨在心，暗中商议把陈锦杀了，带上总督印信逃往郑成功处献功，求个一官半职。七月初七日晚上，由李忠下手把陈锦刺杀于同安灌口帐篷中

在南明史籍中，指斥孙可望“胁封”的文字多极了，其中不少出自忠于明室的遗民之手。他们似乎从未想过孙可望提出联明抗清时大西军拥有十万左右的兵力和云南一省的地盘，求一个王爵千难万阻；后来孙可望兵败失势，仅带了一百多名官兵向清朝投降，顺治皇帝立即派人赶赴湖南封他为义王，毫不吝惜爵位俸禄。相形之下，多少可以看出清廷为什么能胜利，南明为什么失败

这就充分说明阻碍和破坏抗清联合阵线的罪魁祸首正是永历朝廷中的掌权人物

在永历朝廷大臣中，何腾蛟、瞿式耜联为一体，竭力维护崇祯朝以来的“正统”观念，歧视和排斥原农民军。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保持着极深的阶级偏见，妄图凭借残明的文武官绅势力实现“中兴”，这实际上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

何腾蛟一手挑起了内衅，既报了私仇，又抢了收复宝庆的功劳，欣欣然自以为得计。可是从整体战略上看，明军收复湖南，同江西会师的时机就此错过。这不仅导致了大局的逆转，就他自己的命运而言也种下了覆亡的根苗。南明朝廷重臣之短视大抵如此

攻取宁波之役因谢三宾的告密而全盘失败。谢三宾唯利是图，本意是保住他“家富耦国”的家产并“求用于新朝”，没想到“功”不见录，清巡海道孙枝秀对他的巨额财产早已垂涎三尺，故意把他说成是“同谋”叛逆，捉拿入狱

施琅叛逃之后，又株连到他的父亲和兄弟，很难说是明智之举。郑氏家族靠的是海上活动起家，清军不习海战，这是郑军能够长期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重要原因。郑成功处置失当，导致施琅这样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投入清方怀抱，使清廷能够建立一支足以同郑军相抗衡的水师，这对后来局势的发展确实是关系匪浅的

二十二日上午，朱由榔和宫眷、随驾官员离开桂林。郝永忠等部明军士卒立即乘势抢夺官私财物，瞿式耜由于主张坚守桂林，拒不随驾，在一片混乱当中，他的家产也未能幸免。从他的奏疏看，郝永忠曾经派了两名官头到瞿家禁止抢劫，但是主力既已转移，禁令也难以贯彻，乱兵以索取犒赏为名，连瞿式耜本人也受了一番折磨

绍武政权从建立到覆亡不过一个多月，它的“业绩”就是打了一场争夺帝位的内战和导致广东一省的陷没。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南明残山剩水本已不多，广东又是财赋充溢、人才密集的地方，一旦易手，南明朝廷回旋余地大为缩小，财源和人力更加捉襟见肘

绍武政权的建立，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它只能说明朱聿𨮁、苏观生在日暮途穷之时，急于过一下皇帝瘾、宰相瘾罢了

顺治五年李成栋反清复明，他们收到郑成功从鼓浪屿（今属福建省厦门市）发来的邀请，决定摆脱李成栋部将潮州总兵郝尚久的控制，率部乘舟投奔郑成功

黄朝宣向清军投降，由于他长期蹂躏地方，百姓怨恨，孔有德为了收买人心，下令把黄朝宣父子处死

在南明史籍中，何腾蛟的地位非常显赫。他在弘光朝廷覆亡时拒绝了清方的招降，最后被俘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值得肯定。然而，在抗清事业中，何腾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人们往往不相信“忠臣”误国，南明史上却是屡见不鲜

由大顺军改编的忠贞营初战失利，被迫退入川鄂交界的贫瘠山区。何腾蛟、章旷自以为得计，他们同自己笼络的一批南明军阀只知在湖南蹂躏地方，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即便是在勒克德浑率军返回南京以后，也毫无作为，连入湘重镇岳州都未收复。下文将讲到，至清军入湘时，何腾蛟、章旷节制的将领非降即逃，使南明局势日益恶化

如果我们能够较为客观地考察整个南明史，那就不难看出弘光一朝地域辽阔，物产丰盈，兵员及后备力量最大，结果却为“联虏平寇”方针所葬送，数十万官军叛降清朝，反过来为满洲贵族征服江南各地效犬马之劳。隆武以后，朝廷改变方针，由“联虏平寇”转为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但在南明隆武至永历朝廷中的官绅大多数是把联合农民军作为权宜之计，内心里往往对农民军深怀敌意，私下甚至在某些公开场合仍斥之为“贼”。每当形势危急之时，他们把农民军推到第一线，喘息方定就以种种借口支开农民军。有限的财力都用于培植杂牌“官军”和召募“亲兵”

大致可以这样说，崇祯朝时虽已出现少数武将拥兵自重的迹象，朝廷的威令基本上还能畅通无阻；弘光时武将跋扈，封疆大臣仍不敢违反朝廷旨意；隆武以后督抚大臣也效法武将，一味盘踞地方，争权夺利，朝廷威令不行，几乎谈不上统一部署、统一指挥。清廷虽有内部倾轧，但掌权者基本上能威福自操，令行禁止。相形之下，清胜明败主要决定于内部凝聚力

朱明宗室觊觎帝位者颇不乏人；部分官绅以“定策”为功，内部纷争不已，文官武将的升迁也深受这种风气影响。弘光、隆武、鲁监国等小朝廷以及妄图自立的某些宗室一脉相传，往往以高官显爵酬谢拥戴者。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爵禄不用于劝奖抗清有功官员，而以是否效忠于己为依据。南明之不竞，与此颇有关系

唐、鲁争立不仅是两个南明政权的对立，而且在两个政权内部也引起了严重纷争，尽管唐、鲁政权都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很大一部分精力却消耗在内部矛盾上。与此相应的是，文官武将的升迁不是以抗清功绩为据，而是被作为拉拢的一种手段

明末清初大多数高官显贵在天翻地覆的大变乱之际，最关切的是千方百计维护自己聚敛起来的巨额财富，国家民族的利益被置之度外

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陈明遇以微末下吏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竟然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实在是南明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学术界一些人为史可法大唱颂歌，本书作者却认为更值得歌颂的是阎应元、陈明遇为首的江阴百姓，在他们面前，史可法的官愈大、权愈重，就愈显示出其作为之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