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論者都看到契丹有限的經濟不足以支持長期的軍事對抗，並認為從長遠的角度分析，持續對立令宋人得以發揮文化上的感染力和物質上的優越性。這種分析雖然含有大漢族中心主義的偏見，但不失為一個以內政為主導協調多層次的戰略對策。可是持續對立與弭兵息戰的主張也有抵觸，更不能滿足宋太宗一統中原的要求，因此這些主張只能停留在理念層次，而得不到實際施展的機會。結果長線的，把注碼押在社會經濟潛力上的戰略間接路線，被一個短線、而較倚重欺騙的戰役間接路線取代，就是宋太宗聲東擊西的計謀。這個計謀未始沒有成功的機會，但隨着曹彬糧盡退師，又再裹糧再趨涿州，整個作戰行動已失去原有的間接性，而變成硬闖的格局。因此在岐溝關的一敗，繼而再敗於君子館，宋軍的戰略主動權便為之易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