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这样的报道，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很享受这种想法，喜欢把自己视作一群失控的机械傀儡，只受自身生理习性和环境的影响。虽然口头上会说这让人不安，但实际上我们却可能从中获得一种确证——因为这样的想法替我们省了事儿，让我们不必再有那种伴随着认为我们是自由之人，要为自己所做之事负责而来的存在焦虑。萨特把这称作自欺。此外，最近的研究表明，那些被鼓动认为自己不自由的人，更容易做出不道德的事，而这又进一步表明，我们会把这种想法当作借口。

但三十年后，我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思想很有趣，但人更有趣。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存在主义作品中，我最不可能厌倦的就是波伏娃的自传，因为它描绘了人类的复杂性和这个世界不断变化的实质，让我们了解了存在主义咖啡馆的全部愤怒和活力，以及“云海上硫磺色的天空、紫色的冬青、列宁格勒的白夜、解放的钟声、比雷埃夫斯港上空的橙月亮、沙漠里升起的红太阳”——还有生命中其余那些美轮美奂、如磷光一般闪耀的繁盛，只要我们有幸能够体验它，它就会继续向人类展示自身。

海德格尔曾经写道：“思考就是把自己局限于单一的思想中。”但我现在感觉，这与思想的本质恰恰相反。思考应该慷慨大度，并且要有个好胃口。

我们对自由的许多不确定感，其实是我们对自身根本存在的不确定感。科学书籍和杂志用消息轰炸着我们，说我们是失控的：所谓有意识、有掌控能力的头脑，不过是一个假象，下面掩盖的是一堆不合理但在统计上可预测的反应，而我们就是这些反应的总和。他们说，当我们决定坐下，或伸手拿一杯水，或去投票，或选择在“电车难题”中救谁时，不是在真正地选择，而是在对倾向和联想做出反应，但这两者都不是理性和意志可以控制的。

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认为，人类的生活就是一出有关自由和偶然性的戏剧，无法言明、模棱两可。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证明她这种看法中所蕴含的真理，那就是萨特的晚年。我们回溯他的衰弱过程，可以看到一个感情炽热、喋喋不休的人是如何慢慢变成了他昔日的影子，他的全部视力和一些听力、他的烟斗、他的写作、他对世界的参与，全被剥夺了——到最后，如沃尔海姆所说，连他的现象学也被剥夺了。所有这一切都由不得他掌控。然而，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固化为一尊雕像：他一直在改变着他的思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雷蒙·阿隆也说，《现在的希望》中的那些思想，合理到了连他都可以认同的地步——他是在暗示，这个迹象可以确凿无疑地表明，它们不是萨特真正的想法。

在海德格尔看来，所有的哲学都与归家有关，而最重大的回家之旅就是死亡之旅。

雅斯贝尔斯继续说，对他而言，这就是哲学的意义：要超越那些坚固和静止的东西，走向更浩瀚的大海中，那里的一切都在恒常运动着，“哪儿都没有陆地”。这就是为什么对他来说，哲学总是意味着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

1959年6月23日，鲍里斯·维昂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年仅39岁。当时，他正在一家电影院出席一部电影的首映式，但他很不喜欢这部根据他的小说《我唾弃你的坟墓》改编而成的电影，便坐在座位上开始抗议，接着他便晕倒了，最终在去医院的路上逝世。

弗兰克尔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人类对意义的需求，几乎与对食物或睡眠的需求一样至关重要。

没人可以说这很容易就能做到，原因不仅是（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的那样）借用别人的视角会对心理造成压力，还因为任何试图这么做的人，都遇到了大量的逻辑和概念难题。分歧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谁在任何时候都是处境最困难的人？每次弱者变成强者后，一切都得重新计算，所以必须要对角色的转换进行持续不断的监控——但是要由谁来监控呢？

在萨特看来，如果穷人和弱势群体不相信这样的论点，那它们就是错误的论点。这有点儿类似于“热内原则”：弱者总是正确的。从这时起，萨特也像让·热内一样，开始高兴地让自己服从于那些被异化的、被压迫的、被阻挠的和被排斥的人。他试图用局外人的目光，来审视特权阶级——就算特权阶级也包括了他自己。

加缪不太认同萨特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历史会朝着一个必然的目的地发展，二是人类社会会达到完美状态。他认为，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就会有反抗。每次革命颠覆了一个社会的弊病后，就会制造出一个新现状，并慢慢形成自己的过分行为和不公正。每一代人都有一种全新的责任来反抗这些，永远都会如此。

梅洛-庞蒂曾在自己支持苏联的阶段问过萨特，如果必须在两件事之间选择，一件会杀死300人，另一件会杀死3000人，他会怎么选。萨特回答说，从哲学上来看，这有什么差别吗？当然从数学上来讲有差别，但哲学上没有，因为每个个体在自己眼睛中都是一个无限的宇宙，我们没法拿两个无穷来比较，无论是二者中的哪一种情况，生命的损失都是无法估量的灾难。梅洛-庞蒂后来讲起这个故事时，推断说，萨特当时纯粹是站在哲学家的角度来谈论这件事，而不是通过“政府首脑的视角”。

如果两个大国都未能达成各自的理想，或许在它们之间做选择的唯一办法，就是问问哪个更值得努力去实现。左翼认为，尽管美国代表了爵士乐和自由等等美好的事物，但它也代表着不受约束的个人贪欲、经济殖民主义和工人剥削。至少苏联代表着一种崇高的可能性，为了这个目标，有什么可能不值得做的道德妥协吗？ 七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卡拉马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 ）中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总结了这种道德两难。伊凡·卡拉马佐夫要他的弟弟阿辽沙想象一下，如果他有能力创造一个世界，让人们从此之后可以享受完美的和平与幸福。但是要实现这一点，伊凡说，你必须现在就折磨死一个小生命——比如那个婴儿。这其实相当于牺牲一个人（希望）拯救很多人的那个“电车难题”在早期的极端变体。伊凡问，那么，你会做吗，阿辽沙的答案是一个明确的不字。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可以成为折磨一个婴儿的正当理由，就这么简单。权衡利弊无法改变这一点，因为有些东西是无法被衡量或交换的。

梅洛-庞蒂在这里描述的是另一种“交叉”——一种类似X的交叉，但这一次不是意识与世界，而是知识与疑问的交叉。我们永远无法明确无误地从无知走向确定，因为探寻的线索会不断地带领我们重新回到无知状态。这是我读过的对哲学最诱人的描述，也是为什么即便（或者特别是）在它带着我们又返回原点时，哲学也仍然值得我们去做的最佳论点。

1953年1月15日，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后以《赞美哲学》（In Praise of Philosophy ）为题发表——他说，哲学家应该首先关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那些模糊不清的东西。同时，他们应该运用理性和科学，来清晰地思考这些模糊的东西。因此，他说：“哲学家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那就是在他身上，对证据的偏好和对模糊性的感觉密不可分。”这二者之间需要有一种持续运动——某种类似来回摇摆的运动，“不停地从知识摇向无知，从无知摆向知识”。

这个观念就是意识是一种“交叉”（chiasm）的观念。Chiasm或chiasmus一词来自希腊字母chi，写为χ，意思就是交叉缠绕的形状。在生物学中，这个词指的是两条神经或韧带的交叉。在语言学中，它是一种修辞手法，通过把同样几个词顺序颠倒，来逆转句子的意思，比如肯尼迪总统说的那句话：“不要问你的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要问你可以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或者是梅·韦斯特（Mae West）的那句话：“不是我的生命中的男人们，是我的男人们中的生命。”这个交织的形象，让人想起了两只手抓着彼此，或者一根毛线来回编织的方式。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就是：“握持之物被握持着”（the hold is held）。

我的意识自我是世界这块布上被临时折成的一个小袋子，这个想法中有一种诱惑甚至是情欲的东西。我仍然有我的隐私——我的逃避室。但我是世界这块布的一部分，只要我还在这里，就始终由它构成。

对于所有这一切，最让梅洛-庞蒂兴奋的不是有关痛苦和真实性的存在主义讨论，而是一系列更简单的问题——但实际上根本不简单。当我们一边听着周围的喧闹声，一边在咖啡馆里拿起一个杯子或者喝我们的鸡尾酒时，发生了什么？用钢笔写字或走过一扇门是什么意思？这些行为几乎不可能被充分描述或理解——但我们大多数人却轻轻松松、日复一日地做着。这才是存在的真正谜团。

相反，梅洛-庞蒂则相当冷静地看到，只有通过与世界妥协，我们才能存在——而这可以接受。关键在于，不要与之抗争，或者夸大它的意义，而是要真正观察和理解这种妥协如何进行。

《第二性》其实完全可以被列为当代最伟大的文化重估经典之一，可以与查尔斯·达尔文（重新定位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卡尔·马克思（重新定位了高级文化与经济学的关系）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重新定位了意识与潜意识的关系）的著作平起平坐。波伏娃通过展示我们是彻彻底底的性别化存在者，重新评估了人类的生活：重新定位了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同其他书一样，《第二性》揭露了一些迷思。同其他书一样，它的主张颇具争议，在细节处也并非无可指摘——这在任何重要论断中都难以避免。但是，它却从来没有被摆上神坛。

《第二性》其实完全可以被列为当代最伟大的文化重估经典之一，可以与查尔斯·达尔文（重新定位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卡

观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