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孩子一出生，就一天天靠近着死。这么说，一个作家一落笔，他就开始一个字一个字、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地走向写作的谢幕和下台了。 准备好了要谢幕扔掉的笔，也准备好了再次启程的努力之心。缓口气，换口气，要么重新开始，要么就此谢幕。

《速求共眠——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就是一次尝试换气、缓气的小呼吸。 倘是生命让我缓气和换气了，那就继续努力写下去。倘是不让缓气和换气，就此搁笔，亦未可知呢。

想一想，今天的现实富得像是一个矿，而小说的内容却穷得只有几粒鹅卵石。 想一想，我们处在一个盛产故事的时代里，可我们的故事却只能在离开今天后的回忆中。 想一想，我们正处在现实的巨大漩涡内，可几乎每一个作家都只能站在岸上眼巴巴地望，还生怕浑水湿了自己的脚。 想一想，我们以为我们的写作正在鼎盛期，可在三年五年前，或十年八年前，创作的高峰却已悄然而别，笑眯眯地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该说说我们自己了——忽然就发现，如果斗胆把我们的写作放在世界文学这个平台上，果然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谈论小说中的灵魂，我们压根不能和十九世纪文学比；可是说每个作家那去往灵魂的路，我们又总是忙着拾人牙慧，而少有自己的创造和修路的镐。一想到此，就不免一阵心寒和惆怅——像一个乡下人精心设计、花钱费力，用几十年的时间在乡村盖了一栋足以洋洋自得的楼，可是有一天，他到城里去，才发现那高楼鳞次栉比，大胡同与小巷子，都是他家楼房的模样。而且几乎无论哪一家的哪一栋，都比他家的楼房好。 当代文学可能就是这样。

十九世纪伟大的作品无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去写人的灵魂的。而二十世纪间，多在书写人的灵魂时，更多地关注通向作家各自不同灵魂的路。拿二十世纪文学谈人的灵魂和世界之复杂，它是要输给十九世纪的；可拿十九世纪的文学谈作家那通向灵魂的路——什么叙述结构呀，腔调节奏呀，前流后派呀，创造主义呀，那十九世纪就输了。所以说，我丝毫不怀疑十九世纪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高峰，但是我还要说，二十世纪的文学又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新高峰。

第二次是在别人家，我抬他的轮椅上台阶，上去后他拉起我的手，很重很重地握了握：“少写点！”他是笑着说的这个话，可在那笑里，有着很浓的对文学的揶揄和真诚。 对文学，还有什么比他说的“少写点！”更有悟觉和意味深长呢？

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写作的无意义。 审美就像裸体外的纱罗，在马虎的眼里美成一首诗，而当你定睛细看之后，就只有丑陋而已。

而大师在他生命将尽之时，用他的生命写下他这一生最为精杰的句子是： 生命苦短 欲望无限之长 然而 然而

妻子正在摘韭菜：“中午我们吃饺子？” “不吃！”我对她上扬式地摆摆手，“出事啦……出了大事啦——我回头给你说。”说着我就开门出去了，把不解发怔的她留在家里，像把她的目光夺走使她成了一座无神无韵的泥塑样。

待我的手机响出“嘀——嘀——”的断音时，我坐在书房的椅子上，脑子里凌乱实塞，一下子满得连一点缝隙都没有。连想透进去一丝细风的可能都没有。这种过分满塞的感觉，完全不是那种一片空白如电影上长时间的黑幕样，而是一列火车在装满货物后，快速奔驰的流动感。而且还有火车在郊外原野飞奔的那种哐当哐当的铁轨声。是那种声音把我从忧郁、沉默中唤醒和打捞出来了，如把我从将要沉下去的海里拉上了一个岛屿样。

从咖啡馆里走出来，信步到书店文学书架那儿看了看，发现原来摆着我的书的书架上，全都改摆了别的当代作家的书，如王安忆、莫言、刘震云、苏童和格非等。我出来问店员：“阎连科的书都卖光了吗？”一个新来的店员小伙很诚实地告诉我：“阎连科的小说从来没人看，两个月才卖出去一两本，我们前几天把他所有的小说都下架退回了出版社。”然后呢，然后我就从万圣书园下楼出来了，站在路边望望成府路上东来西去的车流和人流，拦了出租回家了。

又过了一会儿，直到咖啡馆座无虚席，有两个恋人在那儿转来转去，盯着我对面的空座位，像盯着我手里拿着他们的结婚证书样——既然是你们的结婚证，那就还给你们吧。我起身把座位让给他们了，从中收获了两个感激的点头和他们异口同声说的“谢谢”两个字，像一对新婚夫妻发给我的糖一样。

“文坛这么小，人多嘴杂，我俩在一起本来就有人议长说短，如果我俩再真的去演《速求共眠》那电影，演砸了是一场笑话和闹剧；演成了，哪怕有一点点的成功和利益，你我都会被绯闻的口水淹死或被口水的河流冲得没影儿，那时候，我俩一辈子就都别想爬上人岸做人了。”

在工作室门前的停车场，我开着我的车子要走时，看见顾长卫的豪车停在路边上。我想都没有想一下，就开着我的老捷达，轰然地朝他的路虎车上冲过去。所有的事情都在那一瞬间，一念间，告止一个段落了。一个终结了。那时候，只听“哐——哗——”的一声被拉长的巨响，就有一片玻璃飞向了天空，又雨滴、水片一样落下来。当顾长卫、杨薇薇、郭芳芳和工作室的剪接师和美工们从屋里冲到门外时，我捂着我的血脸，从车上下来对他们说了一句话： “对不起，踩刹车时踩着油门了。”

在工作室门前的停车场，我开着我的车子要走时，看见顾长卫的豪车停在路边上。我想都没有想一下，就开着我的老捷达，轰然地朝他的路虎车上冲过去。所有的事情都在那一瞬间，一念间，告止一个段落了。一个终结了。那时候，只听“哐——哗——”的一声被拉长的巨响，就有一片玻璃飞向了天空，又雨滴、水片一样落下来。当顾长卫、杨薇薇、郭芳芳和工作室的剪接师和美工们从屋里冲到门外时，我捂着我的血脸，从车上下来对他们说了一句话： “对不起，踩刹车时踩着油门了。” 3 此处省略四千至六千字……

（为了阅读的节奏感和我不愿说的我的丑陋和暴怒，请你们允许我此处再次省略场景、气氛和杨薇薇及郭芳芳的谈话最少二千字。省略我的不安、郁闷和措手不及的慌张三千字和那时我内心突然出现的悬浮、慌乱及无言以对的尴尬三千字。省略掉我望着大家，一时无语，僵直地坐在那儿，像我要入室盗窃时，却被主人突然拉亮的电灯发现我是他们的熟人和朋友样，彼此在一瞬间都找不到话说的惊讶、沉默和场景的描写最少二千八百字。）

“实话说，阎老师，这个剧本也不错。甚至可以说……确实、确实好。我觉得……怎么说呢？何止是好，我觉得可能堪为中国电影剧本创作中的范文和教科书。”说了这一句，顾又扭头看看我，习惯性地面色润红着，用手去他身边的包里摸一阵，再笑笑，“我就直说吧，阎老师，我做电影半辈子，中国和外国的电影和电影剧本看了数百、数千部，从来没有一个剧本能像《速求共眠》样，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让我爱不释手，坐卧不宁（他终于知道我要听什么、他该说些什么了），恨不得一分一秒就把剧本吃进肚里去，生怕电影剧本中最后一个镜头的到来，使故事像危重病人的呼吸机样突然被拔去……” （说出来了，说出来了！他终于说出他该说的、我要听的一番话……请允许我在此处省略掉那时我内心从寒凉到温暖，从平静到激动，从可以掩盖的喜悦到不能掩盖的狂奋的最少二千字或者三千字。）

工作室一楼客厅的面积最少有九十平方米（为什么不再来一次土地革命把他的客厅分给我家呢？），中间放了一圈充满小资情调的红沙发，沙发中间是日常普通的方茶几。就在这茶几边，顾长卫变得有些冷硬叵测了，杨薇薇也变得玄乎叵测了，连一向直爽的郭芳芳，也开始变得神秘叵测起来了。

懒散地起床、穿衣、洗漱和庄严地吃饭，煎熬到下午两点钟，我准时开车到首都机场附近顾长卫的工作室和他见面时，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为了不使这预感酿出天大的事，我放慢车速，恨不得看到蚂蚁也把脚踩在刹车上。

就演员而言，除了主演（我），一定要用非职业演员的作家外，其他角色一概都用真实的原型人物来出演，比如让生活中的罗麦子来演电影中的罗麦子，生活中李撞的儿子李社来演电影中的人物李社等——关于电影《速求共眠》的拍摄法，我已有许多构想和设计。我想把这种“混虚构于纪实之中、混纪实于艺术之中、混艺术于现实的场景和生活之中”的电影拍摄手法和叙事方法称之为21世纪电影革命的“混艺叙事法”——关于这种“混艺叙事法”，在电影成功后，我会为此专门写一部关于中国电影新叙事革命的理论之专著，以理论带动实践，以实践明证理论，从而使这部我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从根到梢、从种子到结果、从现在到未来、从未来到永恒，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电影之旅中最新、最强的里程碑，成为我人生中从作家到电影跨界艺术的集大成者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奇作和旷世之行为……

李静坐在桌前，背对屋门。 而她面前电脑的桌面上，是最大字体的两行字： 人生绝处， 谁能与我共眠？ 李静盯着那字，键盘迅速响起，那两行字变成了—— 人生绝处 速求共眠

听见她的唤，李社迅速把目光从我脸上撕下来，没说话就半跑半走地朝着银行那边去。

爹飞快地跑着路边的树就像被爹杀了样。就像我把树们杀了样。

造谣在嘴上就是犯罪了，造谣在书上就成学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