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性格是非常态的。在欧洲人看来，日本是一个变态的民族。日本人顽固不化、任性作为、刚愎自用，对上级奴颜婢膝，对下级凶狠残暴。日本人动不动就杀人，动不动就自杀。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心上，更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心上。所以，日本充满了混乱和仇杀

在专制政体下，人民对死亡的畏惧超过对生活的热爱，所以，刑罚严酷更有利于专制统治。在政治温良的国家中，人们对生活的热爱超过对死亡的恐惧，所以刑罚只要剥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事物就足矣

无论是在共和制国家中，还是在专制国家中，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两者的平等是不同的。共和国的人人平等在于大家都是主人；专制国家的人人平等在于大家都是奴隶

大家都说行政权力容易造成贪赃枉法，难道司法权力就不会造成贪赃枉法了吗?有人建议司法机关独立，以制裁行政机关的不法行为。难道司法权力就不需要制约了吗?司法机关独立，是能更有效地纠正行政权力的过错，但是，司法机关出现过失和犯罪怎么办?司法机关很有可能利用自己的独立地位，干出许多违悖道德和法律的事情。所以，仅有司法独立是不够的，司法机关也需要制约。法官并不比行政官吏神圣，尽管法律是神圣的，但是法律的执行者却不是神圣的，一切权力拥有者，不管他是谁，不管看起来多么伟大，都不是神圣的

hhhhhhh 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柏拉图曾比较守法的君主的快乐和暴君的快乐，他认为守法的君主比暴君快乐729倍

在专制国家中，当出现一片反叛动乱时，人们的感情被激发，纷纷投入到推翻专制政体的行列中去。人们巴不得专制政体一夜间就毁灭，所以，专制政体下的人们喜欢天下大乱。但在君主国里，人们保持着温良和审慎。君主害怕被人们抛弃，因而十分注意改善自己的统治。大臣们愿意拥护君主，辅佐君主把国家治理好。平民安居乐业，都希望安定，不愿看到天下大乱、兵戈不止的局面。 在君主政体下，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他们采取温和的改良手段，仔细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匡正时弊，使国家出现一片繁荣气象。 因此，在君主制国家中，只有内战而没有革命。但是在专制国家中，却只有革命而没有内战

这样看似乎自古中国都是君主制国家,而不是专制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次平民起义呢?这是因为，统治者的贪得无厌使人们无法再活下去了，反正一死，干嘛不死得轰轰烈烈?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高尚之人不经商，经商之人不高尚

柏拉图曾经讲到四种政体的退化。在这四种政体中，与理想政体最接近的是荣誉政体。荣誉政体一步步蜕化，先是寡头政体，接下来是民主政体，到最后是僭主政体

荣誉政体一步步蜕化，先是寡头政体，接下来是民主政体，到最后是僭主政体

年轻人服从老年人是自然的法则，是上帝的命令，是理智的要求

君主政体的教育力图提高人们的心智，而专制国家的教育则力图降低人们的心智

宗教国家教法大于国法是也

不过人们有时可以利用宗教对抗君主的意志。如果君主命令某人抛弃甚至杀死自己的父母妻子，他有可能服从；但是如果君主违背宗教教义，强迫他喝酒，他就会拒绝。宗教的法规至高无上，它不但主导着臣民，也主导着君主

要想建立民主政体，必须考虑人们的品德。当人们的品德普遍堕落时，这样的国家是不适合建立民主政体的

法律的制定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法律应该同政体性质相适应。君主制下的法律应同君主制相适应，贵族制下的法律要同贵族制相适应，共和制下的法律应同共和制相适应。第二，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况有关系。一个国家的位置、气候、土壤、面积、宗教、文化习俗、财富、人口、贸易等等都是在制定法律时所应考虑的因素。第三，不同的法律之间也应该有关系。法律和它的渊源，法律和立法者的目的之间都应该有关系

自然法是理性所发现的诫律或一般法则，它禁止人们去做损毁自己的生命的事情，并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事情。自然法规定的主要游戏规则是：尽力寻求和平，必要时放弃自己的某些权利

他们自以为掌握所有的真理，野心勃勃地想以此来改造整个世界，实现什么千年天国之类的理想世界，但他们拥有的不过是纯粹的意见而已。他们把自己的意见视为真理，狂妄之极，实际上正是无知的表现

许多法律不是人们创造的，不过是加以发现和承认而已

在法律制定之前，人们已经有了道德规则，但道德规则的实施缺乏后盾，所以道德法则必须转化成法律规则。因而，法律规则不过是国家强制推行的道德规则而已

在孟德斯鸠看来，在民事行为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都是平等的。个人利益应该让步于公共利益的说法，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