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发问同样适用于所有被遗忘的事件里。权力凭借一己私利封锁社会发声的渠道固然没错,但反问一下,那些目睹封锁发生的人群里,又有多少人为此抗争过呢?

权力固然封锁了记忆，但是社会本身、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的黑暗的冲动？

这段发问同样适用于所有被遗忘的事件里。权力凭借一己私利封锁社会发声的渠道固然没错,但反问一下,

我只知道，如果我生病因为交不起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12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我的孩子不但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免费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吃，如果我退休了可以按月得到体面的养老金，那么我所置身的制度就是福利

这种观点我并无法认同。讲到底,福利政策无非就是一种政策罢了。伴随高福利的一定是高税收,作者一方面鼓吹高福利,一方面又不支持增加税收,试问钱从何处来?另外,如果民间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国债利率,为何不能让税于民,让民众自己获得更高的回报?

一边说国内的数据有问题,另一边又自己承认有几千万人买不起保险,是不是自己打脸?呵呵,有趣

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绝对额并不低

excuse me?你怎么不说美国人口是这些国家的总和呢?这春秋笔法真是好

在美国3700万贫困户中，贫困程度也各异，其中不乏极度贫困的人。美国还有三四千万人口买不起医疗保险，其中很多都不被政府的公共医疗项目覆盖，城市贫民窟、流浪汉屡见不鲜

在这样的国家里，真正的“君主”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部在各种力量相互制衡不断被激活的宪法

那些试图享受自由的人，必须同时忍受肩负它的疲惫

这是个制度问题，跟个人道德水准没有太大关系

立法机构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有效审查监督其开支，公款消费也就“断了炊”。司法机关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裁判越界的案例，公款消费就得提心吊胆。公众、媒体通过真正的言论自由对越界者“拳脚相加”，公款消费者就得道德破产

选举议题的“鸡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美国社会在重大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的表现

选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的发生，其实恰恰是两党激烈竞争的结果。正是因为两个政党在竞争中都要争取大量的“中间选民”，所以它们的政见日渐“趋中”，最后，两党的政见往往稳定在最大多数选民比较赞同的位置上。而一个上台的政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恰恰是民主的含义

如果没有强大的公共领域在意识形态上与政治煽动家相抗衡，如果没有一定的民权运动作为民主化的基础，如果没有种族调和甚至同化的政策相配合，民主化很可能被煽动成多数对少数的暴政甚至内战

政府不可能不出错，重要的是这个政府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是否承认它，是否改正它，是否在一个更大政治框架中受到制约。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能否容忍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践踏人权——不仅仅是“我们”的人权，而且是“敌人”的人权

恩所说：“我们是比我们的敌人更好的人。”文明社会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许多人观察美国社会时，容易强调其霸权主义、商业主义的一面，却不大重视这个国家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政治文化传统

说到底，对自由的威胁，不仅仅来自于政府，也可以来自于舆论。一个人在舆论当中噤若寒蝉，就算那个人不是我，就算那个舆论代表了我，就算是在高校这样的“精英”机构，也仍然让我不安，因为对自由的威胁，不管来自政府还是舆论，都是对真相威胁的开始

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系，本来就有点像一个娇妻和一个憨夫的关系：她负责点菜，他负责买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罂粟和玫瑰。你的罂粟可能是他人的玫瑰。当一个人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整个社会，他破坏的必然是自由的土壤，而被破坏的土壤，可能再也无法给玫瑰供给营养

事实上，自称“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的乔姆斯基曾说过，他之所以留在美国，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言论最自由的”国家，而苏联这样的“专制国家”倒台，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社会各界”当初从来不曾为弱势群体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努力，甚至默许对这种努力的打压，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有资格感到愤怒？也许我们更应该感到的是羞耻，而不是愤怒，因为当初的沉默已经使我们不知不觉成了这个罪行链条中的环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