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思恐极,也不是没有可能

1872-1950,在历史书上感觉只是弹指间,简单计算后才发现已经过去了78年

所言极是:

只有推崇集体主义文化让每个人都忘了自我，才能让那些人格化了的隐形金融合约有得以实现的基础

只有推崇集体主义文化让每个人都忘了自我，才能让那些人格化

中国家庭里，老子说话时，孩子不可以还嘴。你从小就得养成这个习惯，每个父母亲在孩子出生之后就有责任给他们灌输这个概念：你要孝敬，要听话，哪怕这话是不合理的，你也只能听，不能还嘴。否则的话，等你长大之后你不是要无法无天、要随意犯上了吗？那不是让那些隐形金融合约未来难以执行了吗？-- 这些隐形的金融合约都是靠内疚来执行的，靠后代的内疚感来保证对上一代人的经济利益回报，而后代能不能有内疚感又恰恰是文化的东西。也就是说，父母必须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对每一个违背长辈意愿的言行都感到很内疚。如果能达到这个效果的话，等孩子长大以后父母就不用太担心自己的投资者权益了。我们从小吸收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隐形金融合约的执行而来的

后代作为父母养老金、保险金、信贷的替身，这些都是隐形金融合约，它们的执行机制不是靠法官、检察院、警察，也不靠县太爷，而是靠文化。也就是说，社会与家庭文化的内容必须作相应的发展，以此来保证这些隐形金融合约的执行，文化是一个因经济需要而内生的隐形合约执行机制

前辈们的超脱和大公无私当然令人敬佩，但是这些勇敢背后可能难以找到学理基础。1901年和1919年前后，都是中国自己国难当头、国家前景渺茫的时期，那时还主张拿让中国走到那种亡国境界的文化体系去救他国的命，这的确需要超强的勇气

实力嘲讽

当然，像前面谈到的"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之类的呼吁已不是第一次。据袁伟时先生在《告别中世纪》一书中所讲，早在1901年，也就是在鸦片战争败给英国、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义和团运动让中国败给八国联军之后，就在清朝廷被迫逃命到西安、中国自己身处亡国危机的时候，辜鸿铭先生声称"……人类未来文明……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以中华文明拯救世界的呼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进一步达到高潮，其中梁启超的言论尤为突出，"我希望我们可爱的年轻人，……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充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全人类都得到他的好处。……我们的年轻人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那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在处于温饱与饥饿之间的农业社会里，生存是一个永恒的挑战，所以"家"的功能很难超出利益交易和保险互助，温情脉脉会过于奢侈，这种社会可能必须要有"刚性"的家庭结构，要阉割个性，否则"家"之内的经济交易就很难有确定性，这就是儒家以及任何传统农业文化的共性

---也不是没有可能

国粹派喜欢说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而中华文明则是更高境界的精神文明，其根据似乎是西方近代工业科技发达，物质生活丰富，而中国却到近年才解决温饱。--这种逻辑值得商榷，原因很简单，西方物质生产比东方发达并不必然意味他们的精神文明就落后，而东方的物质生产落后也并不必然意味我们的精神文明就先进。会不会是东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落后呢？

"养子防老"是保险和投资的概念，而"孝"则是儿女履行隐形"契约"的概念。以"孝"和"义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孔孟为了降低这些隐形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安全而设计的

说到底，是应该往国库多存钱，还是不仅把收入都花掉而且要借国债发展，答案取决于长期限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也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前者决定公债利息成本的高低，而后者决定政府投资的效率以及回报的高低。由于金融发展也取决于国家制度资本，所以，最终是制度决定了国策模式

决定经济国策的两个关键要素是国债利率和国家投资回报率，前者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后者取决于国家制度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

总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发展，都是围绕着把人们从存钱压力中解放出来，进而释放消费动力

《分期付款销售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stallment Selling）

到1920年代末，借贷消费、"先买后付"已普及到美国各种耐用品、甚至非耐用品市场。像通用汽车那种靠"信贷促销"制胜的策略，在各个行业竞争中，被广泛使用，谁不提供"先买后付"，谁就会被击败

由此联想到作者在前一章中所述,这种由民营企业出于自身生存需要而发展出来的创新精神,在我国被国有大型企业所垄断的A股市场中极为稀缺

你家乡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基本生存和简单精神空间之外的世界，他们早晨清早起来去为生存而生产，忙碌一天下来，吃过饭，到晚上很早又睡觉，他们自己这一代如此，到了下一代还是重复着如此，生存就是为了能多工作一天，多工作一天就是为了简单地多生存一天，每天这样重复，每代这样重复

如果20年后的中国证券市场还是由国有垄断并主要为国企服务，那么那时的中国经济还会过分依赖外资

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上，从中国第一个现代股份制公司--轮船招商局--的股份于1872年公开交易开始，到1950年证券市场全面停止时，中国已经有过长达78年的证券市场发展经验，在上海、天津等城市已培植了相当规模的证券公司与其它金融中介，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已不少，并发展出了运作得有条不紊的各类证券和金融行业自律公会。但是，这些金融发展在1950年到1980年代之间则完全停止，完全丢失积累了78年的证券经验与知识

以时下炒得沸沸扬扬的凯雷收购徐工案为例，许多人把民营企业不能收购徐工的问题提到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的层面上来谈，这当然大可不必。其实，大家都清楚，在大型国企改制中民营企业之所以难以唱主角，除了一些政策歧视外，也是因中国金融市场对民企不开放所致。像徐工这样的国企规模较大，民企必须在外部融资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参与竞价。虽然中国人存在银行的钱很多，股市现在也有再融资的机会，但由于银行贷款和股市融资机会都为国企服务，民企无法融到这些钱，所以他们难以参与国企重组过程中的竞争。因此，在本国金融不发达、融资体系对民企歧视的情况下，外资差不多是可行的主要选择。这不是民族主义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