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酷吏、所谓的法吏，不是以伦理为中心的，不是道德挂帅的，但必须强调，他们的治理不是以法律为准绳，也不是提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所谓酷吏，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中心主义的法家政治观，强调的是对权力的垄断。这种对权力的垄断与强调道德其实都属于人治，但是酷吏对法治的破坏作用——确切地说是对建设法治的阻碍作用，应该说要比伦理型的儒家人治更甚一筹。 我们清楚现代意义上讲的法治是什么。其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说穿了就是以人权为基础的一种法律秩序，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合法权利，应该得到保障。法律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的，因此，法律对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构成约束，之所以约束就是因为害怕有人侵犯别人的权利。那么谁最有可能侵犯别人的权利呢？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法治首先要限制谁？首先是要限制政府，限制有权胡作非为的人。至于限制老百姓，那是次要的事。 但是秦代的法家不是这样。我前面已经从理论上澄清了所谓法家主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家“守法”、法家虽然残酷但“恶法亦法，胜于无法”、法家的性恶论有利于法治，等等，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奇谈怪论。秦代法家讲的“法”治就是我前面讲的——“法、术、势”，主要是管老百姓的，不是管皇帝的；是维护皇权，而不是维护人权的。与现代法治精神恰恰相反，法家只讲权力（power），不讲权利（right）。因此不仅皇帝是不受制约的，任何有权者对于无权者都是不受制约的。法家的做法可以说它是不讲道德的，但绝不能说它是讲法律的。更准确地说，它只讲“权力意志”，是靠赤裸裸的无限权力来进行治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