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中国历史上看，用监军制度来控制将帅和军队，并不算很高明的方略；无乃说是不足取的措施。但从唐代的实际情况看，监军制度却在压抑方镇割据中有显著作用。唐廷之所以能够长期成功地控制着绝大多数藩镇，尤其是南方藩镇，监军网的设置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当然，在这些被控制的方镇中，由于监军干政，藩帅大权旁落，削弱了它们的力量。因而当它们被唐廷调往讨伐骄藩叛乱时，往往在战争中导致“官军”失利。这是宦官监军的主要弊病。不过，由于监军对中央皇权的寄生性特点，却保证了这些方镇一般地并不叛离中央

皇帝对监军如此纵容袒护，并非不知道监军干政之弊，但是，在他的政治算盘中，总认为怙权的监军比跋扈的藩帅要容易摆弄得多

即河朔地区的割据虽然其表现只在河朔，但它的解决却关联到所有其他藩镇：一是中原型藩镇在武力上不能作为唐廷讨叛战争的可靠力量；二是东南型藩镇在财力上难以满足唐廷讨叛战争的要求；三是京西京北诸镇为宦官势力所控制，左右了中央政局，中枢机构内部矛盾重重也不能适应讨叛战争的需要。所以唐代藩镇割据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整个藩镇局势的根本转变。黄巢起义打破了上述一百多年间藩镇割据的基本格局，经过一番错综复杂的动荡和酝酿，终于成就了宋代统一的局面

这说明河朔藩镇尤其是幽州镇在捍御奚、契丹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受到了唐廷的相当重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进而影响到唐廷对河朔藩镇采取“姑息”的政策

唐朝中枢机构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对讨叛战争的严重干扰和牵制，也是不能消灭河朔割据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安史之乱平定初年及大历中，平叛功臣、宦官、宰相、外戚和皇权之间复杂的矛盾斗争，曾大大地影响到唐廷对河北的战争和对安史旧将的处置并为其发展势力创造了有利时机

封建时代，中央政府控制一支强大的占压倒地方优势的军事武装力量，是保证中央集权统治，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唐前期中央禁军很少，而且主要是在宫廷政变中发生影响。无论是府兵，还是兵募，都是受中央严密控制的耕战结合的军种，不会形成地方军阀势力。因而尽管中央没有强大的常规部队，也不至于尾大不掉。开元末年，边疆的募兵队伍渐渐增大，但中央的军制却没有相应地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有所变通。外重内轻的问题于是便显著起来，并且酿成了安史之乱

当然也有不少苛虐的藩帅，如魏博韩全暤，冀镇王绍鼎，幽州朱希彩、张直方等，但他们大都因为残虐不治而为部下所杀逐（

众所周知，藩镇割据最主要的表现是赋税不上供中央，节帅由士卒拥立，而节帅的任命权最根本的经济意义还在于本镇赋税的支配权。那么，割据藩镇的赋税由什么人瓜分了呢？

我们不否认个别觊觎帅位的将校在藩镇割据中起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也不否认那些穷则为兵、达则为帅的将士被推上节度使宝座后享受着一般将士无可与比的荣华富贵。但是这与藩镇割据代表大庄园主的意志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命题，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了士兵在割据中的支配作用。不管节度使如何千方百计地采取种种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一旦他们损害了军士的利益，或不能满足军士的“喧噪邀求”，就会顷刻垮台，所谓“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

因而军费开支必然成为藩镇的沉重负担。又由于藩镇的财政基础依赖于赋税收入，因而其经济负担只能通过横征暴敛转给管内居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骄藩的统治与唐朝中央统治并无二致。但是，一般地说，割据藩镇的诛敛比唐廷要严酷得多，因而尽管大土地所有者可以不被中央政府“染指”，却决不可能完全悠游于藩镇苛敛诛求之外，独吞佃农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在他们看来，赋税是上供朝廷，还是截留藩镇，并没有经济上的实际区别。同样是与封建政府共同压迫剥削农民，并以交纳一定赋税的形式与之共同瓜分农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在骄藩控制下，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战乱的殃及，并不比在中央集权统治下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好处。因此，大土地所有者对藩镇割据事件抱着不支持不合作的消极态度，乃是他们本身的客观经济利益所决定的

所谓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也就是地主阶级对农民施以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秩序，这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根本实质所在。我们不能认为，只有兵荒马乱与战火连绵，才是封建大土地制度最适宜的生存土壤

政治上的显贵，必然带来经济上的富有，这是封建社会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因此，节度使的有田有地，并不能构成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大庄园主的依据

宦官势力虽然是皇帝牵制军阀势力的工具，但他们与中央皇权也闹摩擦。有唐一代，莫不如此。这时二者的关系与德宗以后“九重之废立由己”的情况稍有不同之处，在于皇帝尚未被宦官完全控制，因而一旦宦官势力有逼主之嫌，就被皇帝毫不犹豫地除去

宝应元年（762）八月，郭子仪入朝，为宦官程元振所潛，被解除兵权，“遂留京师” 〔9〕 。同年来瑱入朝，因程元振“潛瑱言涉不顺”，赐死。史称由是“藩镇皆切齿” 〔10〕 。李光弼、令狐彰等亦因与宦官不协而不敢入朝。 〔11〕 同华节度使李怀让则因之“恐惧自杀” 〔12〕 。对于这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事件，我们显然不能解释为宦官与军将的个人嫌隙之争，它真实地反映了唐廷对这些膨胀起来的军阀势力的猜忌和防范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冲突。所以，在这些事件中，皇帝总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宦官一边

历史上宦官势力总是在王权微弱的时候急剧膨胀起来，但他们又实实在在是为了加强王权的需要才应运而生的。唐代宦官权势虽然在玄宗时代就已经炙手可热，但只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才作为一种救危扶倾的势力而飞黄腾达起来。这时期的宦官，有的在中央掌管枢密，肃宗时的军事行动就基本上是在李辅国的策划下进行的。 〔5〕 有的领兵征战，鱼朝恩曾出征命将，在镇陕战役中立过大功。 〔6〕 更多的则是出任监军使，深入到每一支作战部队中，“监视刑赏，奏察违谬” 〔7〕 。因而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可以看到宦官与军将的矛盾冲突

在其时海内动荡、王室衰微的情况下，这些新、老节镇都被获准可以自募军队，自调兵食和自署官吏。 〔2〕 因而，随着战争的推移，他们的势力也获得从小到大的迅速发展。唐王朝如果不能控制住这些讨叛军队，显然是难以存在下去的。还在战争之初，肃宗就为郭子仪、李光弼的功高不赏而显得忧心忡忡。 〔3〕 伐叛主力的副元帅先后换了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数人，河南战场的节度使亦频频更换。 〔4〕 更重要的是，唐廷又大力扶植了另一股政治势力——宦官势力来与之相抗衡

其次是唐朝中央皇权与宦官及宰相的矛盾。宦官虽然被皇帝扶植起来对付新兴军阀，但当他们的势力膨胀到有逼主之势时，又会与皇帝发生尖锐的冲突。例如，当李辅国提出“大家（代宗）弟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时，代宗便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除去李辅国。不久又重用鱼朝恩而流放程元振。当鱼朝恩认为“天下事有不由我乎”时，代宗马上利用宰相元载来剪除鱼朝恩。一旦元载专权作势，代宗又与外戚吴凑密计图之，终于在大历十二年诛之。其时离代宗死不过一年多时间。可见几乎终代宗之世，宫廷内部的权力争斗一直未已

另一方面，又大力扶植宦官势力来与之相抗衡。宦官李辅国身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实际上掌握着战争的决策权。宦官鱼朝恩曾以观军容使的身份监领九节度使围相州之战，后来又曾亲自带兵镇陕。更重要的是在前线的每一支作战部队中，都派有宦官监军，许多节度使都是因与宦官不协而或被罢兵权，如郭子仪；或被赐死，如来瑱；或惊恐自杀，如同华节度使李怀让；或被迫谋反，如仆固怀恩。这就大大牵制了唐朝的平叛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