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群中看到了那个马尾辫，她离我有十来米远，这中间堵着最起码两百多个人。人们都在尖叫，出口太窄，有什么东西倒塌了。我在无数个脑袋中死死地盯住她，一寸一寸向前挪，感觉自己快要被挤扁了。然而我并没有靠近她，相反更为遥远。我喊了一声罗佳，她听不到。再一瞬间她被淹没了，像所有梦魇中的场面，我在出口处失去了她。此后的那些年，每一次和她告别我都会有相似的惊恐，甚至是在无人的地方，我也会恍如身陷巨流，万劫不复。 最后我双脚离地被前后左右的人用躯体搬着涌出了体育场，到了外面只见四散奔逃的人，火炬手已经去远了，而我找到她还需要再等上一年。我站在那地方庆幸自己没有被踩死，淋着雨用力呼吸，想象着我们共同的、光明而卑微的未来。

我对她说，你知道我有多么绝望吗？我担心着随时会失去你，也担心着随时会失去我自己，就像一个扎破的轮胎在一盆脏水里检查哪儿漏了，有时候你会遇到无良的修车摊主，他在那水里藏着钉子，多扎一个洞他就能多挣两块钱的补胎费。你不知道那水里是否藏着钉子，你更无法冲上去把那盆脏水倒掉，看看里面究竟有没有钉子。你不能这么干，你只能揣测，永远揣测。甚至在事过多年以后仍只能想，那里面有否欺骗，有否不公。我就是这么担心着你会离开。有时我又想，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光明而卑微的未来。

你们都去死在锅盖上吧。 我对她说，你知道我有多么绝望吗？我担心着随时会失去你，也担心着随时会失去我自己，就像一个扎破的轮胎在一盆脏水里检查哪儿漏了，有时候你会遇到无良的修车摊主，他在那水里藏着钉子，多扎一个洞他就能多挣两块钱的补胎费。你不知道那水里是否藏着钉子，你更无法冲上去把那盆脏水倒掉，看看里面究

九○年我们去化工厂实习，有一天一起在生产区的厕所里尿尿，那种露天的厕所，几十个人轮番进去站在小便池前面。那时忽然就炸了，一个工人在反应釜的锅盖上干活，盖子被巨大的爆炸掀起，他骑在那上面像飞碟一样掠过我们的头顶，看得我们的尿都撒在了鞋子上，然后是一声巨响，锅盖和人在三百米之外着陆了。 有一天我们也会这样吗？我觉得活着真好，死了不好。实际上我已经完全不想在那学校里待着了，我只是找不到一个缺口离开它。那时我觉得自己贫穷而无能，渐渐地明白这是一件致命的事。

接下来的日子，更为严厉的管制开始了，牛仔裤绝对不允许穿，军裤也不允许，皮鞋必须得看鞋头，尖头和方头的都不允许，圆头的可以。衬衫不能带花，带条纹的也不行，必须一色的，下摆束在裤子里，领口的扣子只能解开一颗。如果有同学穿打补丁的裤子，那是要受到表扬的。有一次一个笨蛋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衬衫和球鞋一起出现，为了求得更多的表扬，结果被班主任赶了出去，说他太像要饭的了。

他被强盗揍过以后，干了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每天到照相馆里给自己拍一张派司照，一共拍了五十张，全都冲出来。在这些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那张脸的变化过程，从一个狰狞恐怖的大脑袋，逐渐缩小，逐渐恢复原形，后半部分可以看出他很帅，脸上的伤让他更酷。他表情平静，或者说像个无所谓的劳改犯，到了倒数第三张，他似乎是疯了，跑到理发店给自己剃了个板寸，扮出一副恶狠狠的表情，倒数第二张是哈哈大笑，最后一张是伸舌头扮了个鬼脸。他把这些照片贴在一张黑色的卡纸上，全是两寸头像，密密麻麻地排列上面，观者无不动容。这套照片他要是心情好了就会拿出来，放在柜台上吓吓人，也展露一下自己的摄影功底。他还挺得意，说那次关文梨来找他，本来是可以把她挽留下来的，后来他搬出这套照片，她就吓得跑回镇上去了。

牛蒡进屋子以后，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肚子，脑袋低垂着夹在膝盖之间，嘟嘟哝哝，天南海北地骂，不知道骂谁，都是些没听说过的名字，后来骂的都是听说过的，摄影师吓得赶紧关门。

她跟我说过，小时候看过一个童话叫《绿野仙踪》，多萝茜和狮子、铁皮人、稻草人一起去冒险，但在童话结束的时候，狮子、铁皮人和稻草人都得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他们不能和多萝西一起回家。那个童话我也看过，我说，多萝茜帮助狮子找到了勇气，帮助铁皮人和稻草人找到了心和爱什么的，而你让我伤心。她说这就是她打个比方而已，也许顾小山是多萝茜，而她罗佳才是铁皮人呢。后来我想，这不是童话，原来是谜语。

有一次我对罗佳说：“他们都说我们很早熟。” 罗佳说：“你不早熟，我比较早熟。你就像个土豆，我像菠菜。” 这真是一个美妙的比喻，土豆爱着菠菜。那么方小兵又是什么蔬菜呢？罗佳胡诌道：“他是西红柿，生的熟的都可以吃。”我大笑起来，请问土豆菠菜西红柿的好日子还会有多久呢？

我气坏了，他们单独出去过，而且罗佳教了他打台球。这玩意儿我永远学不会，也不想去学，但它也未免太适合聋子了。在和小兵的比赛中我落了下风，为了弥补，我从我爸爸那儿借了一台傻瓜相机，又顺了几盒胶卷，于是在这场欢乐竞赛中我又领先一步，她可爱拍照呢，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还不喜欢彩照，就喜欢黑白的。这么干了几次之后我发现拍出来的照片中没有我，只有罗佳，或是方小兵，或是罗佳和方小兵。如果把照相机交给小兵，让他拍我和罗佳的合影，冲出来的照片永远都只有她，我只剩小半个脑袋尖。这聋子有多聪明吧，罗佳根本不知道。

同病相怜是不存在的，即使是相同的遭遇、相同的残疾，人们也会认为对面那个人患的不是自己那种病。比如我和方小兵在一起，他觉得歪头可悲，我觉得聋子可笑。又比如我和罗佳，我不知道她怎么想的，但至少她不会承认自己落到了和我一样的境地。我也这么认为——她比我更惨些。

有一度我会梦见她，她满脸血污，低垂着头颅像一个沮丧的女鬼，忽然抬头露出她的眼睛，张牙舞爪，定格，变成银行门口的石狮子。我被这个梦吓醒了好几次，祈祷它不要再出现，那种本身的恐怖，以及随之而来的可笑的恐怖。后来我终于达到了梦遗的崇高境界，这说明我发育了，就个人历史而言，不啻为辛亥革命、解放中国、文攻武卫、包产到户、改革开放。

经过老师们的教导和软化，方小兵十五岁时彻底忘记了他的扒手技能，这使他成为一个真正无用的残疾人。有一次我送他，在公共汽车上捡到个皮夹子，他居然没有揣进自己的口袋，而是老老实实地交给了售票员。失主就在车上，她是一位勤劳苦闷的靠死工资吃饭的女工，她做了一面锦旗，送到了聋哑学校，上书“拾金不昧，身残志坚”。假如她见识过方小兵从前的样子，大概会把锦旗改成“人小鬼大，耳聋手快”什么的。

它同时也是一道分界线，正如一九六七年武斗非要隔着护城河对打，如果没有它的存在，说不定就不会死那么多人。它解决了人们对于城市与农村、时尚与土鳖、今与古、内与外、正与反之间的种种疑问。这是一条哲学的河。

那个秋天，戴城发生了一起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花果酒厂的工人一时疏忽，往果酒里面兑的不是食用酒精，而是工业酒精，这批酒出厂以后发往全城，后被迅速收回，唯一的伤亡发生在城西大桥附近，那个卖酒的烟杂店老板，他打开几瓶汽酒，找了两个朋友在店里喝了起来，导致二死一盲。派出所还没来得及赶过来的时候，顾艾兰恰好路过，她趁乱拿了一瓶酒，回到家里，坐在那儿想了一会儿，就提着酒瓶下楼去了。 她对老曹说：“我请你喝酒。”老曹说他不爱喝果汁汽酒。顾艾兰说：“我也不知道你爱喝什么酒，你喝了我的酒，以后我不来找你了。我要去找穆巽。”老曹想了想就答应了，把酒瓶搁在凳子上，拍掉了瓶盖。顾艾兰隔着纱门，看着他喝掉了半瓶。老曹忽然问：“停电了？天黑了？” 顾艾兰说：“没有，都好好的。” 老曹说：“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顾艾兰说：“你疯了，什么事都没有，天还亮着。” 她听见瓶子掉在地上的声音，老曹想要站起来，动作很慢，很不情愿，就像当年在厂车上给她让座一样，不过这次他什么都没能说出来。

人太多了，没有空隙，一群人像是集体触电似的在原地抖。勉子挤出一个空当，把自己插进去，他悲伤着呢，跳交谊舞只能使他更难受，只有在迪斯科的节奏下面才能忘却一点忧愁。曾经那些时髦的扭摆动作如今都雪藏起来，只需要抖动，只能够抖动。

那会儿就是这样，会玩的往死里玩，不会玩的往死里争议。

不料到了一九八七年，一纸令下，开放营业性舞厅，跳舞成了一门合法的娱乐，没多久就连未成年人在舞场里混迹都没人管了，又过了一阵子，连舞女也有了。于是岑老师就成为戴城最后一个因舞获罪的人。事情就像坐了过山车一样惊险刺激，难以预料。那个时候，人们都明白一个道理：任何时代都有它的牺牲品，上个月的牺牲品可能是羊，下个月就成了鸡，谁搞得清呢？

吹口哨分为好几种。一种是在擦身而过的时候，低声地吹一下，带有一个弯曲向下的尾音，表示暗暗的倾慕和欣赏。一种是像逗鸟一样，啾啾啾地吹，有点急不可耐，表示需要获得回应。一种是在人群中发出大力的唿哨，盖过了一切声音，那表示他是个戆卵。这些小妍都遇到过。

教胖姑跳舞太费劲了，我爸爸很快汗流浃背，体力耗尽，感觉自己像个搬家具的，脚上被踩得一塌糊涂，很后悔穿了一双新皮鞋过来。

等到所有人都消失后，夕阳照在玻璃窗上，世界变成焦黄色。男孩独自扫地，将灰尘扑打得四散飞扬，呛得他自己都待不下去了。他又擦掉了黑板报上的几个字，把“社会主义好孩子”改成“土会主义女孩子”，这种留级生才玩的无聊把戏，获得了一点快感，既搞破坏又搞自残的，但快感很快过去了，他又伤感起来。

他又擦掉了黑板报上的几个字，把“社会主义好孩子”改成“土会主义女孩子”，

只是在走上桥堍的一瞬间，其中一个人抬头，向他们俏皮地吐了吐舌头，罗佳一笑，那就是她的爸爸。和所有的犯人一样，他剃着光头，夕阳照得他的脑袋像个大桔子。

甚至连副课老师也讨厌她，美术老师发现她是色盲，绿和蓝分不清，音乐老师发现她是音盲，唱歌基本跑调，体育老师发现她没有一点运动细胞，连跳高都学不会。她不会跳橡皮筋，不会朗诵，不会做植物标本……如果排除掉上述一切，她仍然是个正常的女孩子，然而一旦把所有的缺陷都归拢在一起，她就成了个奇怪的人。很不幸，小学老师最擅长的就是罗列优缺点，然后按照这份菜单来鉴定出人本身的优劣。有一次马老师恶毒地嘲笑罗佳：一个长得不错却什么都学不会的女孩子，她长大了只能去做……马老师发出一声冷笑。男孩心想，她长大了只能去做冷笑的职业吗？